分析师的边界和态度:对于夏日假期的回应(上)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本文探讨了分析工作中假期和边界,与排斥、丢失和限制有关的原型经验的影响。患者的一些试图减轻分离影响的行为,尤其是一个患者赠送礼物的含义,应该尤其被正式评估。分析师的态度既会受到所学实践流派的影响,有时也会背离自己本应忠于的培训。有理论认为,“违反设置”所带来的不适感能够有效激发分析师对于个案的一些细节特征的想法进入意识层面。

1.

简介:边界

去年夏天,在英格兰北部散步时,我遇到了一个巨大且坚不可摧的边界,那就是哈德良城墙。

这是两千年前,罗马帝国所修建的最偏远的边界线,时至今日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它所限定的和排除的含义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的边界跨越了海洋。

走在墙边,我沉思着罗马军团的补给,工匠,交通运输的另一个方面:‘文明’。城墙的另一边则是剽悍的荒野部落,他们稀少的人口散布着的荒芜地区,被称为‘边界’。即使今天的城墙已经遭受了岁月的侵蚀,它仍见证了那一段分离、冲突、抵抗和入侵的历史。

我的思绪马上飘到了暑假之前的最后一天工作中。

边界和分离是每一年长程分析工作中断的标志。分析师退出了持续数周的‘持续共情链接’,即认真专注的倾听(Goldberg 2008,p.862)。那一天意味着分析师从病人的困境中脱离(或许),并转身离开,留下病人不得不自己管理这些困难。因此,最后一次会谈很容易成为分析师为了保证病人不卷入进来而安抚他们情绪的界限设置。

当我的思绪将罗马墙的边界和分析师的假期联系在一起时,我都思想正在做Richard Carvalho在Matte Blanco的作品中所描述的无意识概括功能。他说道:

情感的逻辑和无意识的逻辑是分不清的,因此,病人会无法在感受上区分当下分析师的休假、刚出生就被母亲抛弃和上周女朋友的离开所带来的感觉(Carvalho 2014,p.43)。

通过城墙的画面和功能,‘归纳出’它在象征意义和效果上都是边界,我能够触碰到限制和它所带来的的损失引起的情感反应。

当然,这是站在对于边界来说‘错误’的一方,因为被排斥而受到损失,所激发的强烈情感。当然分析师平时的时间和空间边界也限定出了一个内部空间,一个可以容纳故事发生的空间(就像是细胞的细胞膜或者我们皮肤的功能)。

当我们建立与病人分享内部心灵空间,我们启用了一个程序。设置也是协议,是相互的,可靠的工作合同,并不由分析师的一时冲动所决定。再一次引用Goldberg的描述(2008,p.860),工作上的界限‘允许治疗师创造一个安全的氛围’。

Goldberg的论文标题,‘关于边界概念的一些限制’,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显得非常有趣(可能是他考虑到只讨论分析工作中的边界显得观点过于狭隘了)。然而他确实在文章里指出,‘对于分析师和治疗过程来说,让移情功能休假是必要的’(2008,p.862)。

分析师错误理解或者共情失败的痛苦记录可以激发意识。病人遭遇和发现他们关于缺席,损失和排斥的无意识感觉,是分析过程中的必要部分。但是当这些情感被压抑或者隔离,排除在意识意识经验之外,那么,回到哈德良墙的画面,一个面对着分析师假期边界的病人,会感到被排除在文明秩序的会谈之外,只剩下被拒绝,无法控制的‘蛮荒’感。

2.

移情

Jung将灵魂和移情在原型水平联系在了一起。来描述分析师面对移情问题时的争斗与谦逊的工作。他说道:

当心理治疗师不得不与困难的移情问题做斗争时,他…不仅仅是为这个病人工作…也是为了自己…这可能看起来毫不起眼,但它但它仍然称得上是一部巨著,因为这是一个不久之前还在被神灵看守着的领域,在那里,人类的问题都已尘埃落定 (Jung 1946, para. 449) 。

因此,与移情作斗争的分析师,同时也在与意识原型作斗争。当然,移情也可以顺利的融入到发展的视角里,如精神分析师zachrisson所说的:

当强烈的情感被卷入时,我们会使用早期情感上重要的关系作为我们期望和态度的原型模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移情是指记住过去,并从经验中学习的方式 (Zachrisson 2009, p. 179) 。

移情使无意识中原型关系的强大影响力转移到‘当下’。然而, 对于病人来说,在面对分析师时进入意识的体验,会被感知为绝对个人的体验。

设置好这个场景后,让我们回到我暑假开始的那一天。我观察到,在最后的访谈中,这个空间是非常脆弱的,随时都会有意外的令人惊讶和不安的事情发生。在病人将要离开这个房间的最后几周,在‘终点前’和‘雷达下’,看起来已经有了明确方向的访谈会突然混乱颠倒,失去方向。

作为分析师,我可以感觉到这是病人在‘驱逐他人’(是我们没能在访谈期间给予病人足够的关注么?),就像是传说中报丧女妖的嚎叫,但这一切已经太迟了。

在这个时刻,我与分析技术的联系被突然地中断了,我变得不能思考,我发现我正在付诸行动。这是一个脆弱的,充满挑战的时刻(对我和病人来说都是),这的确会从我习惯性的分析‘规范’中脱轨而出。

我的内部督导师,或者说我的分析师超我,会在这种危机关头后特别的活跃(不幸的是,它没能在当下提供指导和帮助,但很容易提供关键的追溯性判断)。

我能够生动的回忆起来,有一位热爱旅行的病人,在假期之前的会谈结束时,就站在门口问我,‘你要去哪里度假?’她是想要比较我们不同目的地的异国情调么?我从未想出过一个完美的解释,或者习惯了她冲击性的提问,最终妥协为了‘东边’,或者‘南方’这样既回答了也不算是回答了她的问题。

这个回答并不能令人满意,我也不为此感到自豪;另外,被她成功入侵的感觉也没有消散。也许在那一刻她觉得我打破了在我们工作中的边界,因此制造了一个‘无限制地带’,她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在这个分离的时刻,我们两个真的是一样的,都在旅途之中,那么就不应该有失落感。

但正是去年夏天的假期,给了我在哈德良城墙前获得强烈感受的机会。因为在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不止一个病人在离开前动摇了我。而在本文中,我将着重讲述一个病人,我会叫她S女士(当然不是她的真名)。顺便一提,在她要来的那个早晨,我还特别热情的想着她,这绝非巧合(上文引用的Carvalho的论文也讨论了当病人缺席时,分析师的反移情时如何工作的)。

S女士当时和我一起工作了大概六年。两年前她因为成为了母亲而减少了访谈的频率。S女士的父母在她四岁时就分居了。在她小时候,她的父亲就像一个母亲一样细心地照顾她,而她的母亲则追求着事业的成功。

但在和父亲分居不久后,她就完全失去了父亲:他去了国外,这么多年几乎没有见过他。而她的母亲则成为了一个单亲母亲,努力工作去供养家庭,日常生活几乎被固定死了: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严厉的边界就仿佛是那不可逾越的罗马墙。

这也是我们工作中一个持续的主题,S女士和她父亲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这令她非常苦恼。不仅仅是不仅仅是因为他身在国外而缺席了S女士女士后来的所有生活,而且她觉得他拒绝成为她父亲的角色,同时显然他能够在新家庭中成为两个年幼子女的父亲。更糟糕的是,当她和父亲在一起时,总感觉自己的人格,自己存在的感觉都是被否定的。

在休假前的最后一次访谈时,S女士正要起身离开,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唱片,放在了门旁边的小抽屉里,告诉我这是她特别喜欢的音乐;她专门为我录制了这些音乐,以便我在休假时享受它们。接着她就离开了。

当然,这是一个一般层面上很友好的行为。但是在留下光盘离开的那一刻,S女士避开了我的反应可能带来的痛苦-她的礼物是否受欢迎呢?-并且失去了和我一起思考这背后的所有影响的机会。

这种情感强烈到足以促使她不辞辛苦的将音轨剪接在一起,记得把唱片带来,并留给我。她一定已经意识到了,她在整个访谈中都没有提到唱片,所以这个唱片究竟想要表达什么S女士未曾表达出来的内容?她是不是一直等到最后一刻才将唱片给我,好让我不能拒绝她?

对于病人来说,能够费心去理解自己的感受就是送给分析师的礼物了,对分析师来说也是分析关系中具有独特价值的荣誉奖章。不同于朋友关系,病人和咨询师约束于语言和象征范围内的承诺,带给了他们表达和探索思想的自由,而这种自由在之前的任何关系中都不曾出现过。

从这些方面来说,S女士的礼物可能不仅代表了对我暑假边界的挑战,也在试图打破我们的工作中所提供框架包含的‘设置’。

对于S女士来说(实际上她有些叛逆),这些边界对我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作为被精神分析深刻影响的Jung学派的分析师,我比较关注分析设置的使用和遵守,因为它们会是情绪反应的潜在催化剂。

我的意思是,关注边界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因为不去探索某次边界的入侵,就似乎失去了一次理解和深化分析关系的机会。

在一次付诸行动中打破边界(举例),对于情感的重要性、与记忆的联结或者象征意义的探索,会被活跃在分析关系和思维空间之外的活动所取代。就本文而言,我认为无论是病人还是分析师,或者两者一起,都有可能付诸行动。

3.

付诸行动

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Anna Frued讨论了付诸行动或‘行动化’的概念,并认为这对病人来说有时是必要的,因为:

并非所有被压抑的精神内容都可以通过自由联想或者做梦等促进意识范围扩大的状态中出现的。‘被遗忘的过去’或许难以获得,除非以重生的方式…在移情中 (Freud 1968, p. 165) 。

她形容这是‘与记忆相反的重复行为’,但认为这能‘打开使更深层人格材料浮现出来的大门’。

John Steiner (2006, p. 314) 将付诸行动的概念转向了分析师的角色,并且指出‘付诸行动从定义上来讲,行动和思想都打破了边界’。

用他的话来说,如果一个分析师的解释是对病人的情感入侵或者侵略行为的反应而非有控制的思考的话,那么这种分析也是见诸行动的一种形式:

思想和行动之间的界限是分析态度的核心,我们试图以思维和语言的为基础进行干预,并尽量克制行为,尤其是分析所引发的,为了缓解驱力为动机的行为。思考是抑制概念的核心,它依赖于分析师接受投射、情感反馈和容纳张力而不付诸行动的能力 (Steiner 2006, p. 315) 。

分析师需要容纳并‘识别自己的反应’,用它们来理解对话和过程,并以此帮助病人提升记忆中无意识材料的提取能力。

相比之下,伪装成解释的付诸行动可以用字词来伤害或者诱导。即使是语气也可以用来控制或者谴责。然而,Steiner认为,付诸行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会附带很多潜藏信息。

根据这两位作者的说法,病人的付诸行动很可能是以和分析师在关系中重温过去的无意识材料的方式呈现。这样的见诸行动可能会给分析师带来情感上的压力,他会发现更难思考,容纳和帮助病人意识和理解自己的进程。

而这制造了一个‘移情问题’,正如前文提到的,Jung认为这是艰苦的工作‘这是一个不久之前还在被神灵看守着的领域,在那里,人类的问题都已尘埃落定’。

任何一个分析师处理‘移情问题’的方式都会受到其分析流派的影响。如果一个分析师的见诸行动‘坏了规矩’,打破了他或她已经内化的设置,那么默许了见诸行动的分析师也就打破了他所认同的传统。这会引起某种程度的不适,但这可能不是坏事,因为它很可能会激发分析师更广阔的意识。

遵守特定的分析界‘规矩’的概念很重要,因为分析师之间对于见诸行动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于如何理解和管理治疗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也不尽相同。正是由于打破公认惯例引发的不适,分析师可能会被激发进入更严谨的思考和观察中。

传统之间各不相同,甚至对于假期和单次访谈的界限也以不同的方式理解:现实检验亦或是简单的实用主义安排?它可能象征的是父亲、安全容器、不可扭曲的时间消逝的现实或是关系协议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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