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安息的鬼魂:对偏执、抑郁的创伤者的分析

据我所知，安妮的父亲带着创伤从二战中回来，他是一个傲慢的施虐狂。他毫不犹豫的在他的小女儿面前虐待动物，或者逼着她做一些羞辱性的表演来逗他的朋友们开心。

他可能是个酒鬼，当然也是个好色之徒，他的最后几年过着隐居的生活。各种意义上，安妮的童年都是跟在他身后收拾烂摊子中度过的。

他养了许多狗，而安妮负责对它们的日常照顾。他喜欢用狗来讲解性姿势，以此来吓唬她。

直到最近，安妮才回想起一些和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那时父亲会帮她做功课。但他对安妮和母亲的伤害行为的回忆要多得多。

安妮大多数的假期都在听父母打架的声音，然后无止尽的等待着父亲回家，等他带着特别的饭菜回来哄母亲。

相比之下，我更难理解安妮的母亲，尽管她的抑郁倾向似乎很明显。轻微的畸形使得她特别容易受到丈夫对她外貌和性行为的辱骂，即使安妮就在面前他的辱骂也会毫不犹豫。

但她的母亲并不只是一个被击倒的受害者。她工作的非常努力，使得家庭能在安妮在十几岁时就搬到了一个富裕地区的更大的房子里，而这主要是为了安妮更够上一所当地优秀的高中。

安妮成了她母亲的伴侣，其方式远超我最初的理解。她们所有空闲的时间都待在一起，一起看电影，一起做饭，一起工作，因为安妮被要求把所有的周末时间都用来帮她的母亲。

她几乎没有时间来进行自己的社交活动。唯一的例外是她的女童子军成员资格，在那里她擅长许多户外运动。

没过多久，安妮就跟我讲起了在深夜听到父亲走近的声音时，她的恐惧和父亲的嘲笑。我也知道，她妈妈要求和她一起睡觉，一直到十几岁。

渐渐地，我明白了她的父亲有多么讨厌这一点，以及他如何爬到她们的床边，还有可能对安妮的身体勃起。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安妮的母亲会把自己的一条腿夹在安妮的两腿之间，这可能会刺激孩子的性欲。

安妮无法反对这种情况，一直到进入青春期，她终于告诉母亲，她不能再和母亲一起睡觉了。关于这件事，再也没有提起过。安妮也从未对这种虐待质问过她(现已去世)的父母。

在安妮的童年时代，她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远离父亲，并努力让母亲微笑。除了大部分和母亲在一起的业余时间，她还会打扫房间，并给下班回家的母亲准备特别的食物。

渐渐地，我理解了安妮是多么绝望的维持着母亲的生命，这是出自对母亲的爱，但也出自对独自留在父亲身边的恐惧。

我花了许多年才知道，安妮的母亲经常做出自杀的姿势，或者是真正的自杀尝试，有一次溺水，还有一次车祸，撞毁了一辆车，身受重伤，但还是活了下来。

但安妮母亲的生命却以一种令人惊讶的方式结束了。在最终与安妮的父亲离婚后，在与一位非常善良、慈爱的男人结婚后，她的母亲与癌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她经历了所有可以想象的痛苦，但是与癌症斗争坚持到了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她骄傲的蔑视死亡，不让安妮哭，甚至不让她向别人提起自己的死亡。她不愿意在公共场合被人看到她没有头发、瘦得可怜、还生着病。她在60岁出头就去世了，某种意义上说，她真正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令人惊讶的是，尤其是考虑到她们的关系是如此亲密，安妮从来没有为她母亲的死哭泣过，也没有，以任何我们能察觉的方式，为她悲伤。有一次我问她为什么没有悲伤，她说因为她还不相信母亲已经死了。虽然她肯定不是精神病患者，但安妮说这话的时候确实抱着实事求是的信念。

2.

偏执倾向

我想强调的是，我认为安妮的偏执和抑郁倾向都是安妮早期创伤的后遗症。简而言之，每个父母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安妮的认同，但也通过直接的人际互动经验，我将在本文的其余部分详细阐述。

如果说安妮的偏执倾向仅仅是她和她父亲关系的结果，这未免过于简单化，但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真实性。在我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暂停一下，并简要描述一下我是如何使用诊断术语的，更具体地说，我是如何使用“偏执”这个术语的。

在过去的15年里，我在William Alanson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研究所，教授了一门关于“精神病理学——诊断、本质、过程和特性问题”的课程。这门课程是为参加四年计划的精神分析师候选人设立的。一般来说，参加这个项目的分析师候选人都在心理健康方面受过专业培训，并且都是有经验的临床医生。

我和我的合作老师，医学博士Gurmeet Singh Kanwal讨论了一些人们应对作为一个“人”的挑战的方法。我们确定了一些基本的人类困境，以及一些经常被反复尝试的解决方案。诊断命名和描述了一些方法，无论它们看起来多奇怪，人们都会试图处理生活中的问题。

更具体地说，我们关注的是人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因此，当我使用“偏执”这样的术语时，我希望它被理解为一个形容词，而不是一个名词。

通常我不认为人类是“偏执”的，尽管我明白，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必须这样使用这个术语。保险公司想要一个符合他们运作模式的诊断，所以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分类。但在我的临床实践中，在我的最新著作(Buechler, 2014)中，我试图触及到用偏执、精神分裂、强迫、歇斯底里、抑郁和自恋的防御模式来应对生活的核心意义。

在那本书中，我确定了偏执特质的12个方面：

1.极度的不足感。一种从根本上不足以驾驭世界的感觉，让我们体验到生活极其危险。

2.将责备具体化的倾向。本能的试图捕捉责备，仿佛是自然的规律，我称之为对指责“过敏”。

3.将投射作为核心防御机制。一个人因为经常将自己的敌意投射出去，所以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敌意。这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像个受害者，任由他人摆布。控制是源自外部的，因为控制掌握在别人手中，所以就限制了希望能改变事物的感觉。

4.一种对他人（以及生活本身）的纯粹好或者纯粹坏的二分观点。这是丧失了辨别模糊事物和矛盾事物的能力。

5.失去了好奇和惊讶的能力。无法感知到悖论，需要一个封闭的理论来解释所有的经历。现实检验能力被虚假所威胁，因为现实必须被扭曲才能符合理论。同时也无法将一个假设就看作是一个假设，并轻松的对待它。偏执的人觉得自己很确定痛苦的原因，并要求他人同意他的观点。

6.困惑于不知道该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他人。

7.专注于评估他人的动机。

8.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外表具有欺骗性，温和的外表（人或者环境）掩藏了邪恶的现实。

9.一种被吊在炼狱中的强烈感觉。现在的生活只是地狱的前厅，地狱则不可避免地等待着我们。因此，必须高度警惕，以便捕捉灾难降临的前兆。

10.因为一些特质，而成为他人渴望毁灭的对象的感觉。

11.无法承担风险。很难区分小的和大的风险、可避免和不可避免的风险。

12.妄想或者近乎妄想的思考，其本身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

这些特质在安妮的生活中是怎样体现的呢？这在她生活中的某些时刻非常明显，比如担心丈夫雇人来杀她。更准确地说，我认为这是她有时产生强烈危机感的表现。

尽管情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但安妮仍然害怕人际关系中的某种风险，比如可能会激怒某个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安妮的不信任感已经减轻了，她已经能够交到朋友了，这真是她生命中的头一遭。直到最近，安妮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很自在，可以独自去听音乐会或者参加其他活动。

安妮在减少对指责的投射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这是她接受治疗后的首要特征。当处在巨大的压力下时，她仍旧倾向于退回到封闭的世界理论，推断他人的动机，炼狱般的感觉，被他人锁定的感觉，以及其他偏执的生活体验中去。

我的感觉是，安妮的父亲活在她的身体里，在她的偏执中。他给安妮留下了两个方面的重要遗产。首先，我认为他自己也有一些偏执的倾向，尽管安妮努力与他保持距离，但在某种程度上，安妮仍然认同了他。和她母亲相比，他当然更活泼，更激动，更聪明。在我看来，不管他多么讨人厌，安妮都可能会认同他对生活更坚定的态度。

然而，我认为安娜的父亲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影响了她，他创造了一种我认为是以连续统一的偏执为基础的环境。简而言之，正如我在2004年出版的关于临床价值的书中所写的那样，我认为偏执性和对惊喜的开放性是一个连续统一体的相反两极。

在我们所有的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处于一个连续谱的某个位置，从不愿意接受任何新事物的封闭思想，到完全开放的立场。

安妮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床上，他破坏了惯常的假期，他故意施虐地试图让安妮震惊，所有这些都让安妮渴望永远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当我第一次见到安妮的时候，她以安全的名义封闭了自己的生活。她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偶尔休息一下也只是为了确保她没有以任何方式惹她丈夫生气。

对安妮来说，生活就是一连串的灾难，只要她不冒险，埋头苦干，确保每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对她满意，就能避免这些灾难。

简而言之，我认为是安妮父亲的所作所为诱发了她的偏执。他不仅在安妮的生活中塑造了偏执，并且通过制造危险的场景，使深藏在生活中的危险成了她最关心的问题。其结果就是通过牺牲大量的生命能量，换来一种狭隘的、高度可预测的、常规不变的生活。

3.

抑郁倾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安妮的母亲给她留下了一种强烈的抑郁倾向。安妮的抑郁倾向以她的自杀想法和声音作为核心表现。但我认为，更精确的说法是，抑郁是一种经历生活的方式。

让我在这里停下来，描述我所说的对抑郁生活的看法。Lesley Dorman (Casey, 2001, p. 236)完美的捕捉了抑郁的生活经验：

抑郁是一个充斥着活着的噩梦的地方。这是一个单一工业小镇，一个精神大都市，专注于24小时永不停止的生产。你咬紧牙关绷紧肌肉，痛苦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身体如此精疲力竭？），向你自己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自己可耻的失败。抑郁说你可以从石头里得到血液，于是你就这么做了。

和Dorman一起，我想强调羞耻感在抑郁中的作用。正如Freud所认为的那样，抑郁与哀悼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又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

我相信，当因为丧失而遭受痛苦而哀悼或者抑郁时，抑郁中的人往往会出现自尊下降，使得自我照顾复杂化。Freud(1917)描写了抑郁个体对客体的矛盾情感，以及缺乏羞耻感。然而，我认为抑郁个体通常抱有强烈的羞愧，其中一个核心方面是朝向自我的矛盾情感。

换句话说，我同意Freud的观点，抑郁比哀悼更复杂，不单单是面对丧失时的反应。但Freud认为，愤怒和矛盾情感最可能是导致这种并发症的原因。他特别指出，抑郁的痛苦中并不包括羞耻。关于抑郁的人群，他说道(1917, p. 248):

他们不感到羞耻，也不掩饰自己，因为他们每一次的自我贬低，事实上都是对对他人的贬低。此外，他们几乎不会对周围的人表现出，只有毫无价值的人才会有的，谦卑和顺从的态度。

但我相信，这些抑郁人群的言辞和行为，往往暗含着自我贬低的感觉。例如，在《看得见的黑暗》中， William Styron（1990)记录了他自己陷入抑郁的过程。他评论了抑郁和悲伤之间的相似之处，以及它们的不同之处。

一个相似之处是，两者都涉及重要的丧失(p.56):“所有表现形式的丧失都是抑郁的试金石——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也最有可能在其起源时。”

然而，在同一页的内容中，Styron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抑郁的人伴随着其他已经发生的丧失，同样失去了自我价值感。“失去自尊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我的自我意识和自力更生的能力几乎要全部消失了” 。

由于他不能自力更生，Styron变得非常依赖他的妻子。他写道，“这里有着一种对被抛弃的极度恐惧。当我一个人待在房子里，即使只有片刻，都会让我极度的恐慌和恐惧”。

最初，我对安妮类似的自我表现感到震惊。她也惧怕独处，觉得自己过于依赖伴侣，因为非常低的自尊而感到痛苦，因为没有照顾自己的能力而陷入危险的境地，甚至感到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命。

再一次，我看到了安妮的母亲给她留下的两种重要的遗产。首先，是安妮所认同的，母亲的抑郁和自杀倾向。第二种则更加微妙，这包括创造真实的人际关系，使人对生活产生悲观的看法。

我还描述过一种抑郁(Buechler, 2008)，它伴随着一种“本应“存在的事物丧失的感觉。尤其是例如性虐待之类造成的创伤，人们对本应可能存在的自由、信任、更加有活力的自我的丧失进行哀悼，如果这些没有被虐待偷走的话。

在这里，我认为，经历了丧失但未受伤害的自我通常会产生一种压抑的悲伤，而不是简单的失落感。正如Freud所假设的那样，我们很容易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对行凶者的愤怒情绪，连同悲伤，最终会导致抑郁。

但我认为，没能阻止虐待的羞耻、内疚和后悔也可能是重要的因素。事实上，能够感觉到受害者的性格也是虐待的原因。

多年来，安妮一直在照顾她的母亲，甚至尽量不去注意在床上发生的事情。在什么程度上，她觉得是自己让虐待发生了，因此，如果她必须依靠自己，她的生活就会一团糟了？

换句话说，就像Ferenczi (1929)的观点，作为人类，我们需要他人看到我们的价值并且保护我们（通常是我们的母亲）因此我们才会发展我们的能力，珍惜和培养自己，而安妮的母亲没能提供这些，甚至不顾安妮的感受，事实上她并不能完全的照顾自己。

在某种意义上，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受生活的欢迎，这种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缺乏这样的照顾会使个体更加的脆弱，并且严重依赖他人生存。这就造成了难以维持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开始每日工作的时候，安妮，作为一个年龄上的成年人，却不能让未婚夫离开她的视线。

安妮的抑郁部分源于她的感觉，她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她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所以自杀只是真相的一种表现。安妮沉浸在悲痛和羞耻之中，因为那个健康的安妮已经被父母的虐待偷走了。

到目前为止，我只描述了安妮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她那偏执、抑郁的父母的不安幽灵所居住的部分。还有另一位安妮，一位勇敢的战士，2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让这些鬼魂安息。

二十多年来，安妮每周都要长途跋涉三次，来接受治疗。她已成为一个更自由的女人，拥有着更有力的话语。自杀幻想现在已经非常少发生了。现在她的生活太丰富了所以无法抛弃它。她建立了许多友谊和狂热的文化兴趣，她还对自己的职业拥有非凡热情和能力。她是一个美丽、多才多艺、深受爱戴的女人。

我们有时仍然能够看到偏执和抑郁倾向的证据，但我们已经接受了，幽灵永远不会完全消失的事实。但随着安妮的生活越来越充实，它们所能占据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