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分析师的失误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回到过去(这里我是指30年前),精神分析师的两年培训在精神病院的“安置区”和“后病房区”开始了。

尽管后病房区的大部分都已不复存在,但现代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通过观察精神病人的不正常行为,来启发和理解人类所有的行为模式这一方式,还是和往常一样适用。

作为一个刚从研究生院毕业的、天真的新手社会工作者,我带着些许不安渴望着开始在曼哈顿区精神病中心的实习,这一趟巴士仿佛行驶了一个世界那么远。

现场的实习生被按照以下的方式分配病人:我们被告知“混在”白天的休息室里,看看那些病人会被我们吸引或者我们会对哪些病人感兴趣。那前景真是令人恐惧。电视机发出刺耳的声音,处于不同程度代谢紊乱的病人们不断地踱步,或者无精打采的坐着,又或是表现得“疯狂“。

菲利普是一个身材瘦削、几乎没有牙齿、但又莫名其妙有些英俊的中年人,他使我日益增长的焦虑变得无关紧要。他径直走向我,选择了我。为什么?我以前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怎么选了我?完全没有线索,因为他只以被称为“语言破碎”的方式讲话,我完全听不懂他说了些什么。

但是,尽管听起来令人吃惊,他看起来确实在进行链接。他通过眼神交流;在“讲话”时使用语调和强调,似乎确实有交流的意图。虽然我听不懂他的话语,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打算和我一起工作。

他示意我去侧边的走廊,那里有几张面对面的椅子,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安静和隐私。面对面的坐下来,我告诉他我会在每个周五的早上10点过来,每周我们可以聊50分钟。

他开始讲话。在50分钟的时间里,滔滔不绝的讲一些毫无关联的词语,好像它们能够传达出什么意思一样。他并没有像Benjamin Margolis医生所设想的那样,在既定的现代精神分析意义上“链接”我,但我却感觉像是他在跟我说话。

我试着提出几个有着明确导向的问题,但他没有直接回答,也没有在我不确定中有所停顿。

在第一次“访谈”结束时,我站起来,告诉他我们当天的时间到了,我会在下周回来。他送我到电梯前,含糊不清地说了一些没有明确意义的话语,显然是在说“再见”,或者可能是“暂时再见”。我被吓到了,也很很兴奋,很着迷。

他看起来很重视时间和地点,并且知道我每周到达的确切日期和时间。这很早就提示了我,他为自己构建的“破碎世界“的背后(里面)可能正在发生着什么。他为什么要建造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激起了我的兴趣。

每周我一到达,他就高兴得像只小狗一样扭动着身子。直到多年以后,每当我每天晚上走进家门,我的儿子也会因为同样的喜悦而扭动着身体,我才再次目睹了这种期待的兴奋。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会面差不多是一模一样的。他说的话我几乎什么也听不懂;也许偶尔能明白其中的一两个词语,但大多数时候……完全弄不懂。

工作人员认为我可能是疯了,才会一直保持和他的会面。他已经在医院住了许多、许多年了,我可能永远也无法弄明白是什么促使他住院治疗。尽管如此,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某种链接的。

一个星期五的早上,我到了医院,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菲利普的母亲在那个星期早些时候去世了。他们说,这个消息已经告诉了菲利普,但无法确定他能否接受这个消息,同时也没有迹象表明他真的理解了这个消息,或者是在听到消息后有任何不同寻常的举动。

他像往常一样在我们常去的地方和我见面。我们都坐了下来,然后在我的万分惊讶中,他非常清楚地说:“像我这样的人,怎样才能离开这种地方呢?”

我没有开玩笑,即使在30年后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忍不住会想:这是我自己的幻想么?但不是这样的,这正是他得知母亲的死讯后,第一次会面时所说的话。

在接下来几周的访谈中,他在部分时间里会以可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在病房里,尽管只是偶尔,他还和工作人员与其他病人讲了几句话。他和我甚至被允许在室外进行访谈,在操场上散步。

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像他这样的人该如何从那种地方(精神病院)离开?

当时Jane Goldberg医生有一位病人,在她完成自己的住院实习后来一起到了CMPS治疗服务中心,而我也希望能跟上她的脚步,因为我为期两年的实习将要在几个月后结束了。

我向院方提出了请求,尽管他们确实看到了菲利普的一些改善,但他们不愿意和我一起制定这个计划(院方并不相信他在这精神病院之外还能正常的生活)。我也试着延长我的实习期,但没有成功。

而且,说实话,菲利普已经退回到那个他在里面住了很久的那个神秘的迷宫里去了,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真正地直接交流了。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是该结束我们美妙的,不寻常的治疗了。

Phyllis Meadow医生曾经说过,这些病人的存在是为了帮助我们这些分析师;他们给了我们生活更明确的目标和更深层的意义,当时我还觉得他非常冷酷无情。当我准备放弃这个让我受益匪浅的迷人男人时,我发现这很难令人接受。我曾给过他任何有价值的回报吗?

在后面一次的会面时,我向菲利普解释说,两个月后,也就是那一年的6月底,我将不再于周五早上过来了,而那之后我们也将不会再见面。接下来的几周,每次会面一开始,我就告诉他我们还会具体见面多少次。

他从来没有以任何可理解的方式谈论过这件事,也没有表示过他理解这件事,或者这对他有什么重要意义。

然后,在治疗终止日期之前的几周,我按照往常的时间到达了医院,却发现菲利普在医院门口等我。他有些兴奋和自豪的,沉默的将我带到了自助餐厅,而不是我们经常会面的地方。

医院里一片混乱,挤满了病人、访客和工作人员。空气里弥漫着医院经常有的可怕味道,混杂着多日没有洗澡的体味,充满了整个空间。

这不是那种能令人愉快进餐的地方。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但非常感兴趣,这就好像他邀请我到了他的家里。

他领我到一张桌子前,示意我坐下。在我坐下后,他通过他的“官方语言”表示,他马上就回来,让我等着。过了一会,他拿着两杯可乐回来了。他坐在我对面,给我们每人分了一杯。

他举起杯子为我干杯,于是我也举起了杯子和他碰了一下。接着他喝了一口可乐。

而就是这里,作为一个新手我犯下了错误:我无法喝一口可乐作为回应。这个地方的气味令我不安,早上10点钟喝可乐这个想法也令我感到有些不舒服。我就是做不到。我想要这么做但是我不能。我没有喝这杯可乐。

他又一次与我干杯,然后喝了一口。又一次的,我没有喝。他会感到意外,感到失望么?我不太确定——我知道自己做了错误的事,但又没办法改变它,我感到羞愧难当,就这样继续一起碰杯,然后菲利普喝,直到他的杯子喝空了。

然后他起身,我跟着他来到了我们经常会面的地方,在这里完成了我们的50分钟访谈,但是餐厅桌子上留下了一整杯可乐的场景一直在我的脑海里燃烧着。

带着悔恨和内疚,我计算着我们下一次和我185班同事碰面的日子。在那里,我向Gerald Fishbein医生和其他的新同学讲述了我糟糕无能的悲惨故事。他冷静而不带评判的向我传授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智慧:“作为一名分析师,你永远都有另一次机会”。我们一起构思了如何获得第二次机会,以及抵消或者重新进行第一次所搞砸的事情的计划。

重点不在于错误本身,而在于因为错误而产生的感觉。这一想法使我产生了全新的思考互动的方式,不仅仅是与病人之间,与一般人的互动也一样。

从自责中解脱出来,使我能够构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我想向菲利普传达怎样的感受,以及想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感受。

以下的行动构思来自于Fishbein医生和同学们的想法:

在下一个周五,我像往常一样到达了医院。菲利普在老地方等着我。我告诉他,这周我想请他喝一杯,我们能去餐厅么?他带路到了餐厅,我示意他坐在上一周坐过的桌子旁。然后我去买了两杯可乐。(实际上,我的杯子里是黑咖啡…还是没能克服对可乐的不适感!)我把满满的两杯可乐放在桌子上,坐在了菲利普的对面。

我举起了杯子,他也跟着举了起来。我们默默的碰杯,就仿佛这纸杯子是水晶做的一样。

我们每人喝了一口。他高兴的扭动了起来。我们一遍又一遍的碰杯,直到杯子都空了。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眼睛里都有泪水,但那可能只是让这种感觉活在当下的一种方式。

我们又在平常的时间和地点会面了一两次。之后我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过曼哈顿,但每当我在罗斯福大道上看到那些仿佛监狱一般的建筑物时,我就会想起菲利普,想起我们在那里度过的两年不可思议的时光。

我默默的感谢他允许我进入他的世界,感谢他信任我,并教会我,只要你足够仔细的倾听,你就可能在一片混沌中理解一两个词语。

确实,学习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犯错。而且你对病人说错了一句话或者做错了一件事,都几乎不会破坏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的孩子会原谅我们作为父母每天所犯的许多错误一样,通常我们的病人也会原谅我们。

因此,尊重这些错误,清楚的思考它们,然后在30年后把它们记录下来,让别人也能从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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