躺椅上的欲望:临床中对各种欲望的分析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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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hron L. Friedberg, M.D.是一名注册精神分析师,也是一名董事会认证的精神病学家,对英国文学,人文和医学与精神病学都有着深刻的研究,更有超过20年的临床经验。

原文Desire on and off couch发表于(2013).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3(1):62-81

1.

临床资料与评论

我想要谈一个特殊的案例研究,探讨一下欲望的不同方面以及对它们的分析是如何在病人的治疗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我还想说的是,直到最近,也就是在我们的分析工作完成之后,我为写这篇论文的思路而查阅临床资料时,我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欲望在E教授的分析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

E教授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学教授,她是犹太人,未婚,独居。她给人的印象是举止温文尔雅,性格开朗,看上去比她宣称的年龄要年轻。每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她已经接受了大约10年,她觉得治疗已经达到了最佳的状态。

教授觉得个人问题干扰了她与同事和学生的工作,使她达不到理想的目标。她发现她对的大学工作不怎么满意,非常沮丧。她还对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亲密关系表示了担忧,她的女儿刚从大学毕业回来不久就又离开了家。教授很自豪自己没有丈夫的帮助就把她养大了。

E教授在美国中西部长大,她的家人来自东欧。她形容自己的母亲“抑郁、消极、幼稚”。E教授认为,她在学业上的成功是对没能上完大学的母亲的反叛。

她的生父“就像个幽灵”。他是一名职业军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升到了上尉。E教授出生时,他没在身边,她对父亲最早的一些记忆是在剪贴簿里看到他的照片。她没有和他一起生活过的记忆,三岁时她的父母离婚了。

直到八岁之前,E教授一直和她的母亲与一位女室友住在一起。这位母亲后来有一个男朋友,但是在E教授五岁时自杀了。她清楚地记得从母亲那里听说过这件事。

不久之后,她的母亲又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作为犹太人,E教授描述了在她的新家感觉自己像一个二等公民,与家庭脱节。

在访谈中,E教授透露她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住在法国,是一名职业运动员。她觉得她的妹妹有着更加理想的父母和机会,比如舞蹈课,这是“更好的选择”。在描述她的个人经历时,E教授很少提及她的性史或性生活,但顺便提到她流产过。

E教授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一个可靠、体贴、有文化的人。她对精神分析有一定的了解,并有动力接受它作为一种治疗。表面上,E教授希望在工作和人际关系中找到更多的成就感。她觉得自己的学术和人生观点在工作中不受重视,并且倾向于贬低自己的价值。她的自我价值感和自尊心有问题,这在她的工作中得到了证明。一些受虐倾向进一步影响了她的职业和个人关系。

在分析工作的第一阶段,E教授与男性的关系历史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她描述了自己在青少年时期和20岁出头时活跃的社交和性生活。当她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时,她利用她的男朋友怀孕,然后鼓励他离开。后来,她与一位移居欧洲的诗人约会。由于这个男人的“精神问题”,她在快30岁时与他维持了7年的关系突然结束了。

E教授对我和精神分析的矛盾欲望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第一次治疗中,她真的是一只脚在躺椅上,一只脚在椅下。她建议,也许我们可以“在椅子上多呆几天,以便更好地了解对方”。她总是准时赴约,但从我开门让她进来直到她躺下,她总想和我进行一些私人接触,比如评论我的艺术水平。

病人挣扎着想要让我看到她,她摘下了眼镜和鞋子。但她害怕太靠近或太开放,会让自己受伤。她想叫我的名字,但担心太亲密了。她想成为我感兴趣和渴望的对象,但又不确定自己想不想那样做。她既要向我显露自己,又要向我隐藏自己。她想以一种私人的方式联系,但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我也想和她建立联系,建立一种治疗关系。但我想保持专业的距离,以保持精神分析的设置和技术。

教授在行政方面有长期的问题,而且还没有获得终身职位。她是一位颇有成就的教授,在教学和工作上都受到人们的尊敬。然而,通常在一个职位上工作几年之后,她就会设法让自己陷入困境。这些原因似乎是可以避免的,比如上课迟到,或者不服从行政管理。现在,她的学生成绩下降了不少了。当E教授被叫到讲台前时,她抱怨着不公平。她想象自己是大卫,对抗被屠杀的犹太人歌利亚和被鞭打的女孩。她幻想自己来到法庭上,会得到宽恕。

起初,她把工作中的这些有问题的模式看作是他人对她做的事情。于是我提醒她注意,在各种情况下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她自己——这反映在她自己的愿望和欲望上。一开始她感到被我误解了,但后来她开始思考自己被动攻击的行为及其根源。

她回忆说,当母亲再婚时,她感到自己被“新”家庭排斥,母亲是“天主教家庭里的犹太人”,而她同父异母的妹妹的出生又进一步使她远离家庭。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E教授开始更好地理解她的行为,知道这些行为背后是为了来测试她是否被喜欢或被爱。

她希望被爱,是因她是个好女孩,而不是因为工作努力有效而得到认可。她希望像一个得天独厚或受到伤害的孩子一样,不用努力也能被爱。认识和考虑这些欲望,帮助E教授对她的工作更满意,减少了工作中的冲突。这同时也有助于改善她与工作和同事的关系。

在这个分析阶段,主要的移情是让我成为一个保守的家长。像许多其他情况一样,她经历了被剥夺权利的情况。因为她看不见我,我就像她父亲一样“不在”。她童年的主要幻想是和父亲一起去巴黎,只有他们在一起会很快乐。

她的思绪常常转向那些让她失望的人。她说Judy Collins的歌《我父亲答应带我去巴黎》(My Father Promised to Take Me to Paris)总结了她自己对男人的幻灭。我观察了她对我的感受,我和她父亲一样,最终也会让她失望并抛弃她,并解释到这些材料让她很难在情感上更加开放。这样的解释让她在分析性工作中感觉更自在。她可以更详细地说明她对接近我的渴望和恐惧。例如,我们开始探索她感觉像“一个需要管教的任性的孩子”,以及相关的依恋和受虐需求。

在接下来的一年的分析中,时间和金钱的问题是检验E教授欲望的本质的中心。对E教授来说,钱是一种爱的货币,这影响了她对支付分析账单的态度。当我们能够更好地的理解她与金钱的关系,以及从家庭动态角度来看金钱的意义时,她对自己的职业成功也更加满意了。

通过对她在父性移情中对我的感情的分析,使她更加了解自己的受虐幻想和对父亲的怨恨。当病人进一步分析了她因被爱和欲望而产生的冲突时,她发现自己在男人面前不再那么脆弱,能够更自由地追求一段关系了。所以,理解她对爱和亲密的渴望能让她在性和生理欲望方面感到更舒适。

与此相对应,多年来,她第一次能够和一个男人开始一段“真正的关系”。教授认为这个人是个安静的工程师。她利用他们的关系来抵御与我亲密的感觉,但他也充当了与我亲密的替代品。

她带来了表达这些愿望和欲望的梦。在一个梦里,她的“钱包”有双重含义,不支付账单是向我隐瞒她的女性身份/阴道的方式。就像对她待父亲的感情一样,她担心她的欲望和怨恨会把我和其他男人赶走。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进一步审视了她的幻想生活,E夫人提到了她渴望的“一个有权势、有支配力的男人”,以及她想“拥有”他一部分的欲望。

她详细阐述了她的感觉,男人应当征服女人,但她说她不想让自己屈服。她似乎在寻求谈论这些问题的许可,并提到了她的“梦中情人”。我评论说,她提到了性幻想,但没有具体内容。她最初的反应是防御性的,但在一阵令人不安的沉默之后,她继续说,“我曾经幻想过被男人和女人性强迫和强奸。我是某个国王的囚犯,完成了他的性要求” 。

这使她联想到一部黑人男子鸡奸女性的色情电影。她更多地谈到了自己的欲望,并描述了自己被一个男人惩罚的性幻想。我把“惩罚”这个词作为问句重复了一遍。当她回想起继父在晚上被她激怒时,比如和男孩子在外面待到很晚时,他会拉下被子打她耳光,而这会使她脸红。她好几次都回家很晚,试图唤起继父“令人满意的惩罚”的感觉。对这种行为的无意识方面的解释使她变得不再迟到,之后她倾向于避免进一步谈论她的性幻想。因此,她对被爱和被爱的渴望,在“好”的意义上,是用来逃避她的性欲望的。

在无意识中,E夫人希望分析工作能符合她的性幻想生活。她想让我参与她的情爱,施虐受虐的斗争,把我放在那个强迫她准时到达,违背意愿付钱的位置。当我没有回应时,E夫人说她对我无能为力。她倾向于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就像安徒生故事里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在谈到钱的问题时,她多次称自己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幻想:自己变得无助时,就会有人来照顾她。所以她渴望被爱和关心的愿望变得更加明确,成为我们进一步审视和考虑的主题。

随着暑假的临近,我们考虑每周进行五次访谈。这个想法让E夫人想起了关于支配和控制的性幻想。面对这种更加令人焦虑的情况,她最初的防御措施是与一位每周也会进行分析工作的朋友讨论。

她回忆起一个梦,梦见一个邪恶的科学家在人们的大脑中植入微芯片。她希望更多地把来进行访谈看作是我的想法,而不是她的选择。她觉得自己很脆弱,她解释说,越亲近就越有可能受到伤害。与此同时,她渴望更亲密的接触。

我们的关系充满了她的情色幻想,她是我的服从者,而我则是主人。对她内心这一面的解释,让她更直接地说出“想要”我。从父性移情的角度来理解这种感觉,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她的感觉和幻想是如何在其他关系中发挥作用的,尤其是与男人的关系。

她决定在休假后继续我们的工作,每周工作五次。解释这种行为的无意识方面,使她在面对自己的性欲望时更加自在,并为自己做出更肯定的选择。

在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三年,我们的分析关系更充分地成为了解患者内心生活的窗口。她开始担心我会突然更换职业。检查她对这件事的幻想和我们之间的其他互动,让E教授探索了她自己的一些之前被限制的感觉,比如她只渴望和一个有权势的男人在一起。这种渴望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防止她变得脆弱和绝望。

在这一年里,E教授进一步突出了自己作为教授的地位,赢得了学生和教员的赞扬。这使她获得了一个特殊的教学奖。

分析我们比以前相比,更久的见面间隔的意义,允许她更充分地体验和理解她在母性移情和父性移情中所体验的失去和分离的感觉。

在等待我的假期结束中,她有一种深深的被抛弃和被丢掉的感觉。探索这些感觉让我们能够重新体会童年的创伤经历,她的扁桃腺切除术。

E教授说我的“退出和离开”让她想起了小时候在医院发生的事情,当时她被交给了一名护士,母亲向她保证很快就会回来。她回忆她就像一直被压制着,想象着邪恶的纳粹会让她入睡并杀死她。手术后,她感到母亲的抛弃对她造成了致命的伤害,她不想说话。重建这种早期的童年创伤帮助E教授更好地理解她母亲的心理动态。例如,她经常把母亲的干预看作是对她的拒绝,但她开始更多地从母亲自身的自恋问题来看待这件事。

在移情中,她倾向于把我的一些选择,比如换办公室或假期,看作是我伤害了她,或者至少做了一些不利于她的事情。随着她对这些感情的母性关联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对我的选择就不那么看重了。相应地,病人能够更加平淡的接受我们无法见面的情况。在这一年,她认为这是一个看看自己会是什么样子的机会。所以E教授想要变得真正的自主。

在E教授分析的倒数第二年,我们继续分析和研究她对满足某些可以被视为激情追求的欲望时产生的不安。在她的职业生涯中,这样的冲突伴随着她对出书的犹豫。她对“设置”的建设性运用,让我们联想到打屁股的幻想,这种幻想自童年起就存在于她的潜意识心理生活中。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受虐欲望在她心中的中心地位。

在她的学术生涯中,E教授曾经有机会出版一本书。但她拖延了好几个月,也没有审阅最后的手稿。我用各种方式分析了她对职业发展的抗拒,包括进一步探索她的施虐受虐狂的需求和幻想。她同意我在这些方面的解释,但这些解释并没有改变她的行为。她感觉自己像个无助的孩子,继续采取被动的攻击方式来获得爱和关注。她会花好几个小时说她没有做她应该做的事。仍然什么都没有改变。

我发现自己更加感到沮丧,并把她事业上的停滞理解为她对我的敌意。我渴望帮助她,却感到无能为力。我请她考虑一下她的消极态度会给我带来什么感受,以及她这样挫败我的动机。我们从父母移情的角度探讨了这种情况的各个方面。不过,并没有什么改变。有一次访谈结束时,为了呼应院长的话,我打趣地说:“把你的书完成” 。

于是在下一次访谈上,E教授说,我讲的那些不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的话,让她感觉很好。她对我的话的反应是审阅了最后的手稿并寄了出去。

她最初对这一系列事件的联想是,她的母亲破坏了她的教育和成长。但她又产生了不同得想法,觉得我的话表达了对她的支持,并把我和她母亲区别开来。正如我向她指出并与她讨论的那样,这其中还有其他的含义,与她想成为一个好女孩有关,与她不必为她的职业发展完全承担责任有关,因为我批准了这一点并减轻了她的对竞争的担忧。

有一次,我向她总结了我们的互动:“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试图更好地理解你对职业发展的抗拒。你几乎没有做什么。我感到很沮丧,告诉你该怎么做,你就这么做了。”她与这种互动的一个联系就是“被激励”。她想起了骑马去宿营。她想象着,马刺会伤害马,但也会刺痛它,让它跑得更快。她回忆起继父给她的各种刺激的惩罚,想知道在他的关心方面,这些惩罚对她意味着什么。我注意到她是如何激励自己的。她笑了笑,又回想起自己是如何在言语上打自己屁股的。这减轻了她的负罪感。

对她来说,从一个“有权势的男人”那里得到回应是令人兴奋的,而我的回应让她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其实也拥有权势。与此相对应,E教授开始和各种各样的男人约会,他们都很成功,在不同方面都很有成就,比如大学教授,电影制片人,以及其他专业人士。她甚至与旧情人,年轻时的诗人和情人,有趣地重逢,并乐在其中。

就她的学术生涯而言,成为一名成熟的终身教授意味着她进一步放弃了自己作为一个贫困无助的女孩的感觉。她拒绝完成那项成就。被授予终身职位的想法伴随着内疚和报复性的恐惧。

她最初的联想是在她的自行车辅助轮被拆除后不久发生的一场自行车事故。她的下一个联想是她母亲的男朋友自杀,以及她如何怀疑自己是否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件事。

教授将欲望的满足,她的职业辅助轮被拆除,与随后的惩罚明显联系起来。因此惩罚的概念是通过内疚与潜在的欲望联系在一起的。在我们考虑这些问题的几个月的过程中,E夫人开始留出时间,以确保她的学术进展和下一步的职业步骤。这些努力都是由于她将我视为一个属于移情维度的,关心她的盟友而促成的。

在分析工作的这一时期,作为她内心生活的一部分,E教授受虐的中心性被更清楚地揭示出来。这不仅是对性欲望的一种惩罚,也是对她母亲的一种同情,复仇,和性快感的诉求。就像对待她妈妈一样,她倾向于把我当作一个她必须与之斗争和反抗的人,而不是通过实现自己来真正挑战我。

通过更多地了解她在母性移情过程中对我的感受,她能更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兴趣了。她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租了一辆新车,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所以E教授对性和爱的渴望更多地转向了追求她的目标和兴趣。这方面的欲望更多地与激发目标和成就的力比多能量联系在一起,这也与驱力升华的概念产生了共鸣。

随着夏天的临近,她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她不再需要分析了。她想,她的分析将以她被“治愈”而结束,那时她会成为“完全的人”。在进一步解决问题后,她想象自己“生来”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一种性幻想出现了,其中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都被占有或被渴望。这种幻想是为了避免被男人失望或伤害。E夫人有了一个主意。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什么,一个孩子,或者让她变得完整,来使我们走到一起。我们考虑了如何完成和出版她的书,以及这个想法和它的潜在幻想。

E教授最后几个月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结束分析的问题上。在我们这一阶段的工作中,欲望也是理解分析材料的一个有用的概念。在分析工作结束时,我们继续探索的幻想包括杀死她的父亲、被治愈并变得完整、她是一个阴阳人、和我产生性或“真实”的关系。

表面上,我的愿望是通过分析继续尽可能多地帮助她。但是,为了自己和我的成就感,我也想确保她有一个成功的结束阶段。在这段时间里,我发现自己需要解释的少了,说的少了。她似乎已经清楚地掌握并使用了自我分析的工具。她也更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一个有爱心、敏感的,愿意提供帮助专业人士。

她自己的一些关心态度也被分析为对我的虐待的防御,例如,我成为了遗弃她的父亲。她对我表达了母性的情感,希望帮助我获得更多的满足。尽管如此,她还是想起了童年时的一些挫折和失望的记忆。我理解在她想要给我“母性关怀”的背后,还有基于这些早期伤害而产生的各种敌意。她笑着承认,这是一种移情幻想,想要把我的蛋蛋切下来。我们还探讨了她在渴望成为一个好母亲的过程中是如何渴望得到自己母亲的爱的。因此,E夫人越来越了解这种情感和欲望的复杂来源。

E教授设想,在结束分析工作时,在我们对彼此进行相互分析时,会变成“Ferencz式”分析。这个想法包含了我们以不同方式“触摸”彼此的幻想。

她想象躺椅就是床,而我们进行的分析工作就是“口交”。她对我们关系的局限性感到沮丧,希望我和她工作时更加“开放”。在这些想法的背后,隐藏着一些很快就浮现出来的幻想,也就是说,我可能会对我们以其他方式在一起持开放态度,比如在性方面完善我们的关系。

E教授的性兴趣被我后面办公室的翻修进一步激发了。她想了解更多关于那些关着门的故事。她想要了解关于我和我的兴趣以及她自己的其他私事,这对她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安慰。

E教授认为她没有“原始场景”的幻想,因为她的童年里没有父亲。但现在,她想起了自己早年和母亲同住一间卧室的男男女女,包括那位自杀的男友。因此,在她的个人经历中,我们能够清楚地将性行为与某人死亡的想法联系起来。

从她自己的负罪感、对被遗弃的恐惧、对这种恐惧的报复等方面来说,这是有意义的。沿着这些思路,E教授想确定如果她的生活中确实发生了困难,我是否愿意和她进一步交谈。我们探讨了这个请求的不同移情方面,以及她想要与我保持联系的愿望。

在E教授的分析过程中,冲突的复杂转变导致了一种新的、更健康的妥协组合,让个人成长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她对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更满意,对自己的欲望更满意,对自己的生活更有兴趣,对自己想要的东西更加努力。

换句话说,她可以用一种更少冲突、更令人满意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欲望。她可以在这些追求中充满激情,更因为增强了自我价值感而感到更安全。

2.

性/生理欲望

Freud在1923年发表了著名的言论:第一个“我”或自我 是身体。一个人活在自己的身体里,从发展的角度来说,一个人的身体是自己的,或者说自我表现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当然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需要关注欲望的生理方面。

从E教授分析的开始,她就想和我建立一种躯体上的联系。在她对我的艺术和其他方面的最初评价中,她试图与我进行私人接触。当她第一次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她就摘下了眼镜和鞋子,这给我们的关系和亲密的意义赋予了肉体上的暗喻。教授想向我展示自己的欲望有生理上和情感上的两个方面。她想成为我渴求的客体。

当然我们没有身体接触,她躺下时甚至看不到我。这段经历增加了她对我的感觉,让她觉得我是一个疏远的、会剥夺她的权利的家长。我像她父亲一样“不在家”,随时都可能抛弃她。所以她觉得我可能会以某种方式伤害她,而这些伤害在她的联想中都应该在身体上发生。

随着分析,我们开始对她深入了解,她幻想生活中受虐狂的一面显露了出来。这些行为包括被支配、性强迫、鸡奸和强奸。尽管是幻想,但在她的联想中也有一种肉体上的联系——就她自己的个人历史而言——和她小时候在继父手里受到的“令人满意的惩罚”有关。

她逐渐意识到这些幻想是如何在多年的重要关系中发挥作用的。通过理解这些具有挑战性的材料,她可以更开放地用身体和其他方式向我和其他人表达她的兴趣。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俩都意识到她出版的书就像是我们俩努力让她怀上的婴儿。

3.

爱/情感欲望

说到“爱”,即欲望的情感方面,E教授一开始觉得我像她父亲一样冷漠,像她母亲一样会剥夺会她的权利。她以为我会让她失望,不在她身边。在她的早期分析中,父性移情占据了主要地位。事实上,她父亲在E教授出生时和她早年都不在家里。在她三岁时父母离异后,他就完全淡出了的视线。她把自己看成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她的痛苦和无助让别人关心她。她把我看成是又一个无法得到的男人,最终会让她失望。

E教授精神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受虐狂的想法,她需要受苦才能得到爱。所以她通过受苦使自己有一种自恋的优越感。更重要的是,她对痛苦的渴望在感情中显现出来了。在学校,她经常在成绩和其他文书工作上迟到,给自己带来麻烦。她像个需要管教的任性孩子,这跟她父亲有一种内在的受虐关系。我对这方面的解释帮助她认识到她的行为基础有问题,因此她的工作状态得到了改善。

如果病人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育,她可能需要更多地了解她在过去的关系所引起的目前的情绪反应,以便在她现在的生活中建立真实和健康的关系。和E教授一起,我们经常探讨她对我产生的感觉和愿望,以此来帮助她理解她对过去关系的内在体验。

这样的长期工作,帮助她提高了自我感知,能够更加平和的接受自己的欲望,并与他人建立关系,更真实的满足自己。这一进步在她的约会和社交生活中得到了证明。教授朝向自己和别人的欲望变得更加协调了。她能够更充分地体验自己的欲望,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实现它们。

具体来说,当E教授在我们的关系中变得更加自如,并且可以理解自己对爱和亲密的渴望时,她觉得自己可以更自由地追求与其他男人的关系了。她一生的挚爱是一位住在另一个国家的诗人。在我们工作的过程中,她找机会见到了他,看到了他已经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秃顶的中年管理员。她还找到了许多适合自己的男人约会,而且这些男人有可能更适合继续发展关系。

我们在她第三年分析结束时的暑假让她回忆起了童年时的一次创伤性手术。E教授对这段经历以及她母亲在其中的角色有了更好的理解,就能更容易地与我以及我所代表的母亲分离开来,从而变得更加独立。

当我们进一步阐明她的受虐性幻想时,她可以更自由地以爱和亲密的方式与我和其他人增强联系。在这方面,我通过口头对她的攻击(虐待)“完成你的书”有效的推进了她的自我实现。E教授的受虐狂不仅与她幻想中的性欲望有关,还与她母亲的同情、爱和其他情感需求有关。这与E教授不想为自己的成功承担责任以及她自己的内疚感和对惩罚的需要有关。

最后,我们的工作联盟更加紧密,她把我看作一个有爱心的专业人士,这反映了她冲突的转变,以及她在生活中日益增长的爱和分享爱的能力。

4.

激情/其他临床表现

激情是欲望中最难以捉摸、最具挑战性的一面,需要去精准把握和运用。这可以是对另一个人的感情,就像E教授对她的诗人的感情。但是欲望的激情,用性和爱的方式来谈论就很容易了。如上所述,激情所代表的欲望可能被视为力比多和攻击的驱力,伴随的兴奋可能以非直接性或爱的方式被引导。这种激情的表现可以在创作动力和事业野心中观察到。

在她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中,E教授的神经质和自我挫败的行为显然干扰了她潜在的丰富和实现个人生活的可能性。她基本上是用一个男人当孩子的父亲,然后让他离开,之后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也非常受限。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教授,但她的事业成就受到了苦难和相关冲突的限制。这些内在的冲突是她实现某些职业和个人目标的阻碍。她无法成为一名正式教授,也无法与一个男人建立真正的关系。

随着我们工作的进展,E教授逐渐认识到她对痛苦、惩罚和剥夺的幻想是如何阻止她实现自己的欲望的。她开始更多地了解它们在她的生活经历和个人历史中的起源,并建立了具体的情感联系。例如,从我们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她与金钱的冲突,可以让她对她提供给学生更好的教学。通过对各种受虐需求的分析,E教授开始觉得自己更有资格获得成功,也对自己的成功感到满意。她的事业有所进展,获得了教学奖和终身教职。在我的“鼓励”下,她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她逐渐可以用一种不那么矛盾的方式来掌控自己的成功。

有趣的是,当她对自己的欲望感到更自在时,她对我的兴趣和我本身变得更加好奇。她不仅想知道更多关于她自己的事情,还想知道我是谁,以及我在办公室内外都发生了什么。她的防御性自恋消失了,她可以与他人分享她自己和她的欲望。简而言之,她不那么自私了。这种不断增长的求知欲帮助她不断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兴趣,同时也更加了解别人。

5.

移情和反移情

总的来说,我想帮助E教授摆脱她的自我束缚。他们是她个人造诣和职业成就的痛苦和折磨的根源。我相信,通过我们与真实的和移情维度的关系,帮助她更好地理解自己,这种个人成长将会得到最好的促进。所以我确实很想帮助她。

从我们一起工作的一开始,我就发现我想帮忙的愿望既促进了我们的工作,也阻碍了我们的工作。一方面,她觉得作为一个犹太人,我比她以前的新教徒分析师更能理解她。她的母亲再婚后,她成长在一个天主教家庭,我也与她的家庭成员有所区别。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是同调的。我也觉得我们有着共同的感情。我认同E教授的一些受虐需求。这种认同可能使我变得不那么“中立”,因为我想帮助她提升自己。

如前文所述,我们共同分析工作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她提交她的书的最终草案出版的时候,在那时我们的分析工作汇聚在了一起。这一行为是某种受虐狂共鸣的高潮时刻:我命令她,她提交草稿。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并讨论了我们的感受。我鼓励她“完成你的书”,是想让她在我自己的各种需求和兴趣中进入下一个层次。它也可能与我和自己的母亲的关系中,未能处理完全的沮丧感有关,因为我希望她能做出改变。我既想被她更多地认可,也想对我和其他人正试图与她一起工作认同。

所以,你可以把我的评论看作是我自己的反移情愿望的反映,想要刺激或打E夫人。这方面可能与我自己的各种幻想是一致的,这些幻想在我对E教授的母性反移情中出现,她是一个很有魅力的老女人。一定程度上,我是在彰显自己的力量和效力。虽然这其中可能有着真实因素参与了互动,但我认为还有更多背后的东西存在。作为精神分析师,我们通常会主动去帮助他人,同时也会考虑自己的最佳利益。我们的支持和关爱干预可能在很多层面上都有意义,但我们也不应忽视它们对一个人的解放,让他或她的生活向前迈进方面的作用。一支雪茄可以代表很多东西,但它首先是一支雪茄。

公平地说,欲望帮助我和E教授在整个过程中,直到她的分析结束之前,都能很好地进行分析和富有成效的合作。

6.

结论

欲望是一个很有用的临床概念,在精神分析文献中被忽视了,尤其是在美国精神分析学派中。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以理解一些对复杂的临床现象的分析。我试着用E教授的分析来举例说明欲望的分析是如何以具体的方式发挥作用的,而不是在她分析的时候过于拘泥欲望本身。她对自己矛盾的欲望感到更加舒适,能够更好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和兴趣,同时在生活中获得更大的满足。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我对自己的兴趣和欲望的满足促进了她个人和职业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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