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幼年被性侵女性的心理生存策略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1.

前言

本文通过一个临床案例的描述,探讨了一名遭受过性侵的女性在面对创伤时如何建立心理生存策略,以及如何通过非语言沟通来传达这种经历和感受的。这个临床案例将儿童期的性虐待创伤和集中营幸存者的创伤联系了起来。

本文引用了Ferenczi的两项主要研究成果:第一是创伤经历的后果以及对创伤经历的否认,如解离、分裂、精神痛苦。第二是对反移情的关注,如情感分享和对深层、无意识和不可言说的交流的接受,这些感受可以通过身体的表达传递给精神分析师。

2.

背景

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个临床个案的阐述,阐明Ferenczi创伤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并对其发展作进一步的研究。

我所重点关注的概念是:创伤的否认,创伤的分裂,以及在创伤者体内投射的想要表达的“异物”,它可以通过无意识的移情-反移情关系中的非言语方式与分析师进行交流。

我将描述一个年轻女性,在试图直面性侵犯的创伤时,是如何尝试以有意识和无意识地用不同的方式来与分析师进行沟通的。

对写信给普里莫·莱维(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著名作家)的女孩的临床案例的阐述,将引导我们了解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创伤和在集中营的监禁创伤经历之间的联系。

本文的第一部分将讨论18岁的艾玛与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之间的书信往来。这次通信发生在1984年。艾玛没有保存她当时写的那封信的副本。最近,她试图与利瓦伊的亲戚取得联系,想要回她的信,但没有成功。艾玛保留了莱维的回信,她想让我和你们分享这些回信。

本文的第二部分将聚焦于极端虐待所带来的身心的痛苦,最终沉积为一个人体内的异物,当象征化能力受损的时候,人们可以使用非语言的方式进行交流。

我将以一次关键的分析访谈过程为例子,当病人以身体向我传递一种无意识的,难以言说的,极度强烈的焦虑感时,这种感觉就像是异物一样向我涌来。

在分析访谈的过程中,病人体内的“异物“和她无法言语化的强烈感受,都通过身体的深层表达传递给了分析师。

3.

艾玛:虐待和否认

艾玛41岁的时候来到我的办公室。她在青少年时期接受了几年的支持性心理治疗,但是现在她觉得必须解决她在童年所遭受性侵犯的经历所带来的创伤,她说:“所有的感觉都还在这里”,说着她用手直直的抓住了自己的喉咙。

艾玛的声音让我惊讶:她的声音嘶哑而微弱,有时甚至是无声的。她经常清理喉咙,因为她患有慢性过敏性哮喘。她的声音很努力的想让别人听到,让别人感受到她的真实,并且徒劳地把自己的嗓子喊哑来为自己辩护。

在她的喉咙里有某种东西,一种畸形的、被损坏的、破败的声音,就像是轻语。她常常低声重复:“那些都在这里。”她的喉咙里有一种东西,既不能吞下去,也不能吐出来,既不能上也不能下。这是她的叔叔给她对她的口腔实施性虐的结果。这是整个创伤的实质,也是她的家人的缺席,冷漠,还有谴责。

艾玛看起来就像一个总是穿着丧服的女人,和许多遭受过虐待的女人一样:大部分时间身着深色的衣服,普通的黑色裤子和毛衣,低跟鞋,仿佛在拒绝漂亮,女人味,迷人等因素。但在这可悲的保护层下,你可以察觉到一种活跃的、色情化的女性气质。

 

在她那苍白、憔悴、不化妆的脸上,你有时能瞥见一些诱人的、锋利的、微笑的、孩子气的、可爱的表情。她的脸上时而流露出一种聪明的表情,时而流露出深深的绝望和沮丧,她的头无声而缓慢地摇着,仿佛在重复:“不,什么都做不了。”这就更突出了这些气质。

艾玛的父亲在女儿6个月大的时候离开了家,直到18岁她才再次见到父亲。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见过他。起初,她独自和母亲住在一起,后来又和祖母住在一起,母亲做裁缝时,祖母就照顾她。

当艾玛的父亲完全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她的家庭中女性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有一种排外的倾向:艾玛的祖父在妻子去世之后,娶了他妻子的妹妹。家里还有其他三个姑姑,艾玛和她的母亲。

在6岁到14岁之间,艾玛遭到了她的叔叔的多次性虐待。她的叔叔是一名卡车司机,他会带着艾玛一起去旅行。只要他们两人单独在一间屋子里,或者在像地窖这样僻静的地方,他就劝她和他交好,在这期间,他总是用爱和愉快的语气跟她说话。在并不理解自己所说的话的含义的情况下,小女孩会用同样的表情来回答,并且会采取一种不适合她的年龄的诱惑态度。

也许艾玛是在无意识地表达她需要父亲般的温柔和保护。成年人的热情不知不觉地回应了这个请求。从很小的时候起,艾玛就表现出温柔的语言和激情的语言之间的“语言混乱”(Ferenczi, 1933),这使得这个完全无法保护自己的小女孩在她的侵略者面前束手无策,并最终将侵略者的意志和欲望内化。

艾玛没有9-10岁之前的清晰记忆。在这个年龄,其他创伤事件的发生,加剧了她的情感创伤:她的母亲被诊断出癌症,离开或者说缺席了女儿的生活3年。与此同时,经常和艾玛在一起的姑姑之一试图自杀,多年来从精神病院和心理治疗之间来回转换。艾玛大部分时间都和祖母或其他亲戚在一起,这其中包括虐待她的叔叔的家人。

青春期后,艾玛试图保护自己不受叔叔的性侵犯,试图躲避他,或以暴力反抗。然而,他成功地让她屈服于不那么亲密的性交形式,威胁说如果她将真相透露给任何人,他就羞辱她或把她诬蔑成疯子。

艾玛的家人和亲戚似乎都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对劲,尽管每次她被托付给叔叔家的时候,她都会不停地抗议。“最后,尽管感到羞愧,我还是不得不说出来,”她说。然而,没有人会听她的话,更不用说相信她了。当艾玛终于鼓起勇气告诉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时,母亲的反应基本上与家人的否认一致:“我没办法照顾你……如果你知道那些年我生病的经历的话”。

4.

否认,创伤分裂和修复

艾玛被独自留在一个否认的环境中,反过来,她因为过度的妥协而无法实施任何移情或修复情感的功能,她遭受了整个家庭实质上的“援助缺失”(Borgogno, 1999a)。

这种情况决定了她头脑中随后出现的“创伤性攻击”:艾玛质疑她所感知的过程的真实性,她无法形成稳定的观点,无法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对她自己的看法也是如此没有真实感。

事实上,创伤经历的本质和影响也取决于对“精神侵犯”的反应,这种“精神侵犯”混淆并否定了孩子识别和信任自己的思想、情感甚至感知的能力(Ferenczi, 1932)。受害者的适应,“付出的代价是人格的枯竭,这使它‘向依赖它的另一个人屈服’,并破坏了连接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的精神联系”(Borgogno, 1999c,p.179)。

面对被抛弃的孤独的痛苦经历,艾玛内心产生了深深的分裂伤痕,导致“她自我的合成功能永久受损”(Bonomi,2001年,p.112)。

除了作为一种抵御难以忍受的恐惧和痛苦的防御机制外,分裂还在自我的痛苦创伤和试图生存的求生本能之间发挥着自适应功能。正如Ferenczi所表明的那样,这是通过对侵略者的认同而发生作用的(Ferenczi, 1932, 1933; Frankel, 2001)。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就像Ferenczi和Freud所认为的那样,只有在创伤事件当时和事件发生之后,对创伤事件本身进行双重的否定,才会让其致病性达到最大值(Dupont,1998),修复的可能性还取决于人类对于环境的内在回应是可以变化的(Bonomi, 2001;Borgogno, 1999 a, b;Garon, 1999)。

Freud激进学派的事后决定论,认为事件发生和发展的意义以及对个体的影响,甚至是对于环境的反应和对事件本身的解释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而这就解释了心理治疗的发展性意义(Kluzer-Usuelli, 1999)。

特别是,在心理治疗中面对创伤时,有可能体验到一种不同的环境反应。例如,在面对分析师较为强大的承受能力时,可能允许病人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对整个经历进行处理。因此,对于Ferenczi来说,精神创伤治疗的可能性取决于分析关系的质量。

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艾玛支离破碎的人格中,“Orphan”可以存活(Ferenczi, 1932),组织受创的人格以保存生命的重要本能(Smith, 1999,2004),保持着艾玛自我无意识的智慧。

她的“Orphic”使她能够利用来自环境或她内在资源来支撑自己:作为一个孩子,她可以利用受欢迎的学校环境。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她接受了心理治疗,这其中有一部分费用是可以减免的。她成功地获得了儿童护理学位(这是弥补她所欠缺的母爱关怀的一种方式)。她养成了习惯,把自己情感生活中难以消化、无法控制的部分非常客观的记录下来。她发现电影给了她一种可以识别、反映和再现她的创伤经历和她的分裂的一种语言。

此外,在我看来极具象征意义一件事是,在18岁时,她在阅读了莱维的《如果这是一个男人》(If This is a Man)后,主动给莱维写信交流,表达了她对他的同情,并分享了他们所遭受的创伤。普里莫·莱维回复了她的信件。

5.

绝望与被信任:给莱维的信以及他的回复

当我询问艾玛,觉得她的遭受性虐的故事和莱维被驱逐出境的故事之中,有哪些相似元素时,她的回答是,不可避免,仿若日常而永恒的绝望感,即使作为幸存者每天生活着,这绝望感也如影随形的在生活中跟随着。

“每天早上醒来,就会立刻被记忆淹没,就像是那些被驱逐者身上纹着的数字,我的肉体和灵魂也被刻着痛苦,这就像是一个痛苦的牢笼,让你永远都活在伤痕累累的现实里。”这是艾玛对我表达和解释的痛苦。

幸存者或者虐待受害者仿佛每时每刻都与那些绝望经历与创伤事件有着极端不稳定的链接:危险持续存在,每时每刻都有着不可预知性,无法控制任何事情的发生,无助,身体被侵犯,身份丧失。

“创伤就是不可预见的,深不可测的,无法计量的。[…]意外的,一个人无法把握无法忍受的,外部充满威胁的感觉”。Ferenczi(1932, p. 171)

在我看来,莱维把柯勒律治的这些诗句作为对溺死者和获救者的题词,完美地表达了这种永恒的精神痛苦状态:

从那时起,在一个不确定的时刻,那痛苦回来了:直到我的可怕的故事被讲完

我的心在我的胸腔里燃烧。

(柯勒律治,《老水手之歌》,p. 582-585)

艾玛写给莱维的信里表达了她想要和一个能够相信她的人分享她的经历,与一个经历过类似经历的人分享她的经历的想法。

在《如果这是一个男人》中,莱维讲述了他在狱中反复做的一个梦:

待在家里,和友好的人在一起,有那么多事情要讲,但我不能不注意到,所有在听的人都不跟我走。事实上,他们是完全不关心的,他们彼此之间混乱的谈论着另一件事,仿佛我不在那里 […]一种凄凉的悲哀在我心中产生了,就像人们几乎不记得幼年时的痛苦一样。这是纯粹的疼痛,没有被现实和外部因素影响,这样的疼痛会使孩子直接哭出来[…]阿尔贝托向我倾诉,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也是他的,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梦,也许每个人都做了这个梦。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什么每天的痛苦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梦境中,出现在我们从未听过的故事中不断重复的场景中?(莱维,1958,p.66)

是什么阻止一个人被相信?这不仅仅是因为那些不愿或无法承担分享可怕经历的人的否认,还有无法逃避的负罪感。对身体的性虐待,就像集中营里的剥夺一样,会产生一种深深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它将永远无法表达,因为它无法用任何一种口头的语言来表达。

它与死亡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与一种无休止的“死亡状态”有关,在这种状态下,时间顺序消失了。集中营的幸存者和被虐待的受害者仍然被停滞在那一时刻,没有希望,停留在这种死亡之中,甚至在创伤经历结束多年之后也留在这里。因此就有了持续死亡的、永恒的、或许无法解决的绝望。否认会导致绝望,更可能会导致分裂,但也可能导致一场修复性的“事后政变”。

艾玛的经历不曾被倾听,也不被相信,普里莫·莱维不断重复着的噩梦。这仿佛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深刻而激进的冒犯,生命的结构被攻击和错乱,因而在其最深刻的现实中被攻击和错乱,而这会使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失去一切实质。更糟的情况是,这些都不可能通过叙述而成为一段被分享的历史。

莱维给艾玛回信说:

亲爱的艾玛,你的信深深地打动了我,几乎使我心烦意乱。我的那本书,“如果这是一个男人”,是近四十年前写的,我不能相信它能够如此触动像你这样的年轻女孩,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些地方会更好但在某些方面会比我们一代长大的更加艰难。我衷心地感谢你。像你这样的信让我觉得写作有时对帮助别人是有用的。带着爱,普里莫.莱维(未公开文档)

我们可以说,这封信的交换对艾玛来说代表了她和普里莫·莱维在他们各自的环境中寻找的治愈性的答案。艾玛有机会去寻找从母亲那里得到她无法得到的“慈爱的母亲的拥抱”,她的母亲如此冷漠,沉浸在自己的疾病中,或者去寻找她从未见过的“保护她的父亲”(Ferenczi, 1932,p.68)。

6.

身体和异物的语言:与分析师的非语言交流

否定的结果是个人的知觉过程被混淆,思想被麻痹。因此,这个孩子被禁止“不仅使用这个词,而且也被禁止创造其他表现和幻想的可能性”(Martin Cabre, 2001,p.168),孩子的语言被“活埋”(Abraham, 1985),他或她的沟通能力被扭曲。

性侵犯的侵略渗透了儿童自我的边界,侵入了那个抹消任何表现的可能性的点。当面无法进行的象征化时,身体成为创伤记忆的唯一接受者。

我观察到,艾玛显然会在她的思维(作为一种对充满感情的经历进行远距离思考的能力)贫乏和“冻结”的时刻摇摆身体。但当她处在其他的情绪状态中,在面对其他一些问题时,她的思想的逻辑联系是舒适而清晰的,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在重新阅读和解释她的历史变迁方面有着惊人而成熟的能力。

然而,这些意识清晰的时刻没能构建起一个能够为她的身份提供一个稳定认同基础的网络。同样,她坚持工作、家庭生活和情感体验的现实的能力也是断断续续的,她解释事件的状态也与自我的稳定情况有关。她对现实层面的坚持与压抑的退缩交替出现,在这段时间里,她被充满了压倒性情感的幻想所入侵和占据。这种状态扭曲了她与外部世界协调的能力,偏执和妄想占据了领导地位。

艾玛还患有多种身体疾病:最明显的是一种严重的过敏性哮喘,这使她声音沙哑,呼吸困难。她的手周期性地受到皮炎的折磨,皮肤会变得干燥和容易剥落,直到流血。在她的焦虑更加严重的时期,她还患过阴道和肛门疾病。在她生命中重要的时刻,她经历了一系列创伤性跌倒和下肢骨折。

我不愿细谈这些疾病包含的显而易见的象征意义。在反思歇斯底里症和肢体语言之间的关系时,Ferenczi(1932)观察到,当精神系统面对严重的困难束手无策时,古老的力量会试图接管控制:“在这样的时刻,当精神系统崩溃时,机体开始了思考”(p.6)。

Martin Cabre(2001)评论道:“记忆被囚禁在身体里,把它变成了一个失去声音的词汇的殉道者。给予身体任何解脱的唯一方法是在移情-反移情的主体间性空间中重建创伤”(p. 170)。

关于艾玛的身体,一方面,“我们追溯没有言语表达的记忆”(1999 p.172)另一方面,患者也带来了她的分裂碎片。我的注意力不仅集中在她的许多梦境上,也通过电影语言、交际模式,来试图理解她特有的表达。

我理解她需要让我了解她的无法表达的一部分。通过观看她借给我的电影,艾玛让我通过一种极度辛酸的、情感上的非语言编码,深刻地分享了她精神上的分裂感,以及她孤独和毁灭性的痛苦的经历。另一个人则是一个讨厌的、无法控制的、不可预测的、虐待狂的、强大的小女孩,那是她的分裂人格碎片的化身,认同了侵略者的化身。

正如Bonomi(2001)阐述的那样:“心灵对创伤的直接反应是将自己分割成许多部分,然而,这些部分可能倾向于以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创造自我的‘新形态’。”有时,一个片段会取代整个人。而在其他时候,外来的碎片,侵犯者人格的一部分,也会变成自我的一部分”(p.106-107)。被另一个人入侵并居住,一个不再属于主体的异物:这是创伤性分裂所造成的极度痛苦的产物。

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几个月后,艾玛开始了婚外情:我很快意识到,这个相好是她请求心理治疗支持的背后,最紧迫的无意识原因之一。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她的新关系中经历了很多变化,才意识到艾玛实际上是在重温她小时候,在和这个男人的关系中,被性虐待的经历。与之相反的是,在她与丈夫的关系中(一个在感情上也严重贫乏的男人)艾玛总是觉得,无论如何,她都有一个可靠的伴侣给她温暖和保护,尽管这个伴侣在她的情感和智力的复杂曲折中没能跟上她的节拍。

然而,在她对爱人的选择上,艾玛又一次向那种会不可避免地伤害她的人寻求支持和关爱。艾玛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他强加给她的观点,欲望,时间和性的支配下。他在她身上运用的力量使她回到内在的侵略者的人格状态,这使她的状态不再稳定。而且,每次他们见面,她都感觉自己被利用、被贬低、被抛弃了。

最让她困惑的是她的爱人所表达的爱和他所表现的拒绝之间的双重联系,也许可以说是痛苦的恐怖主义(Ferenczi, 1933)。被带走和抛弃的经历,以及无法逃脱的经历,对艾玛来说是非常难以承受的,她要保持一种健全的主观性,在这种主观性中认识到自我的连续性。

然而,对她来说,要放弃这种深深束缚着她的纽带同样是不可能的。这种经历的重复给她带来了痛苦和进一步的分裂,因为正如Kilborne(1999)所说,艾玛“无法将对帮助的期望与虐待性的伤害分开”(p.386)。

艾玛需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重温儿时遭受虐待时的情绪,并试图通过分析关系提供的限制,激活自我的修复功能。然而,这种经历对于像她这样脆弱而敏感的心理结构来说过于强烈,是难以承受的,并且这些经历会变得越来越有威胁性和难以处理。

病人的分裂部分开始自主活动,她制造了怀孕的假象,告诉我她的检测呈阳性,但不确定孩子的父亲是谁。她的痛苦程度不断上升,到了某种宣泄的顶点,当她“忘记”了处理她在家里的婚外情关系的明显痕迹时,她的丈夫马上就发现了。我这个事件就发生在一次重要的访谈之后,那次访谈中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异物”以一种令人不安和无处不在的方式侵入了我的身体。

我把这种感觉想象成密集而巨大的“糖蜜”侵入我的身体和心灵,使我昏昏欲睡,使我的感官麻木: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使我无法忍受,因此哪怕当时无法理解任何意义,我也在不停的与病人交流。

我只知道,这种感觉的无处不在的力量表明,情况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访谈结束时,我们一致认为一些非常令人不安和危险的事情正在酝酿。我建议艾玛小心行事。然而,就像我上面说的,第二天,她被迫结束了她和情人的关系,因为她把一切都告诉了她的丈夫。

我同意Frankel(2001)深入研究的Ferenczi基于直觉,对解离和对侵略者的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以及Bromberg(1996)的相互解离的概念,我们有可能会观察到,在分析关系中,病人和分析师的情绪状况可能会“进行同调变化,甚至于同步进入解离状态“。(p.205)

事实上,Bromberg(1996)认为“当病人改变自己的状态时,分析师将不可避免地改变自己的自我状态”(p.526)。分析师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地被正在进行的解离过程所影响,因为他发现自己“从性质上来说,分析师与他的病人处于相似的类催眠状态”(Bromberg 1996)。

“分析师和病人都之间发生的事情都是‘睡着了’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分析师可能只是没有注意到、没有想到、没有意识到这一种感觉,没有以病人无意识交流中含蓄地要求他或她不要回应的方式做出了回应”(Frankel, 2001,p.205)。

我相信,在上文提到的“糖蜜”访谈的时间点上,作为分析师,我没有意识到艾玛正在传达的感情和无意识的信息:她和她爱人的关系状况已经变得不可持续,受到威胁,情况已经到了她再也无法忍受的地步。

然而,她无法通过意识层面的决定来打破这种联系,相反,她不得不以一种解离的方式激活自己分裂的那部分,这最终导致她做出了这个果断而拙劣的行动。我相信,这就是病人在治疗过程中无意识地向我传达的信息,我应该已经理解了,至少部分理解了。换句话说,在假怀孕的先兆事件发生之前,我应该更加清楚的意识到当时的危险。

病人的分裂部分,试图让我理解,并无意识地表现出对她丈夫的背叛,这似乎非常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但同时也能治愈创伤。事实上,这无意识的举动事后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使我们(在一起重新经历了她与爱人之间的关系所带来的创伤后)在一段漫长而痛苦的工作中详细阐述了虐待的经历:这就是Balint(1965)所定义的,一个新的开始的分析工作中的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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