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经被虐待的孩子如何成为了施虐者?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前言

这篇论文探讨了一个孩子是如何成为施虐者的,以及通过什么方法可以解构这一过程。我们知道施虐者一般都有童年受虐史,尽管不一定是性虐待。然而不是所有受过创伤的孩子都会重复这些模式,并形成虐待性人格,那么这些特定的孩子在受到虐待后一定发生了什么。作者详细阐述了这样一种观点,用Winnicott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被虐待的孩子”—没有这样一个孩子,是脱离了与他人的人际关系而形成的。

文中借鉴了Bentovim关于一系列角色相互链接的概念,这些互相链接的关系网络被描述为一个“创伤组织系统”。这一概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孩子的创伤不仅仅是创伤经历的产物,同时也受到外部环境,即家庭权力和控制的环境,而这样一个家庭往往带给孩子的是各种情感的剥削。

临床资料来自一个9岁男孩的分析工作,他是一个难民,对他来说,家庭暴力主导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被发现向他的施虐者,他的父亲认同,为了逃避作为受害者的痛苦,他要在治疗中表现出来这种施虐者的威胁性,而让分析师变成受害者。分析设置中,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父母形象,以允许男孩的威胁行为被包容。通过游戏,孩子可以将内心冲突象征化。因为作为施虐者的自我被包容了,所以孩子作为受害者经历才可以被处理。得出的结论是,在与遭受过虐待的年轻人共事时,从一开始就对创伤的残留物进行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1.

理论背景

一个孩子是怎么变成施虐者的?我们知道施虐者通常在儿童时期以某种方式受到过虐待(Finkelhor, 1984;Beckett,1999),当然不一定是性虐待(Hodges et al,1994;Bentovim&Williams, 1998)。但并非所有受到过虐待的儿童都会发展成为施虐者,就像只有一些儿童会发展出自我毁灭的行为一样。很明显,儿童对待虐待经历的方式存在个体差异,可能是他们处理创伤的方式不同。

许多研究都认为心理创伤和身体创伤的对理解儿童性虐待产生的影响至关重要(Herman, 1992;de Zulueta, 1993;Bentovim, 1995)。但我们所说的创伤是指创伤这个词语本身所延申出来的意义,它的基本属性是人受到威胁的心态,这可能包括痛苦,恐惧,焦虑,“感觉多过所承受的”(Horne,1999:268)。这种感受也可能太过浓烈,以至于无法用重现事件以外的任何方式表达出来。显然,有些人会继续给其他人造成这种创伤。一一个

从分析一开始就对创伤的残留物进行工作被认为是治疗受虐待的儿童的关键(Hodges et al,1994:305)。因为并不是所有被忽视和/或暴力伤害过的孩子都会重复这些模式,这些孩子对创伤的反应一定有所不同。也许只有在回顾分析过程时才能确定那些影响受虐者成为施虐者的内部发展过程。也许我们可以从分析工作中推断出早期经历对后期发展的影响,但预测这些后果依然非常困难。

用Winnicott(1960)的话来说,没有一个孩子是以被虐待的孩子的身份出现的,没有哪个孩子的成长是与他真实的关系世界是分开的。这个孩子不仅是特定创伤经历的产物,而且是一个环境的产物,在这个环境中,一个人(通常是男性)施加权力和控制,成功地使看护人(通常是女性)中性化,从而导致对孩子的剥削(通常是女性,但不总是女性)。Bentovim将这一系列相互链接的角色网络整体概念化为一个“创伤组织系统”(Bentovim, 1995)。

与自我毁灭倾向的内部精神结构不同,我已经提出关于这种复杂的力量结构是如何被年轻的施虐者内化并在行动中复制的构想 (Woods,2003)。年轻的施虐者将对侵犯者的认同视为一种保护自我不受这种无法承受的感觉影响的自我保护形式(Freud,1936:109-21),这会中和自己感受到关心或照顾的能力,并压抑自己内心那个脆弱的孩子。

分析治疗的目标可以是区分和重新调整这些混乱的认同,但因为虐待场景的实施是在儿童的外部世界发生的,所以治疗干预必须与儿童的外部现实和他的内心世界进行同样多的接触。文中呈现的案例展示了孩子所经历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些导向是可以改变的。

2.

案例

(以下资料已匿名,以尊重病人及家属的保密权利)

当我的小病人和我道别时,我感到如释重负。我试图保持良好的秩序,但却被完全地忽视了。他的养母停了下来,遗憾地望着孩子和我。我说:“没关系的。”孩子冷冷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然后他们离开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治疗室,把到处散落的碎玩具和碎纸清理干净,然后,感觉稍微好了一点,坐下来,开始回想早早结束的另一次访谈。

我要到下周才能见到我的督导师,一想到要再忍受两次访谈才能得到她的支持,我的心就沉了下去。但她说:“他不是来这里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我看着桌上的划痕,对这次失败的访谈感到疑惑。他是不是想告诉我一些我应该知道的事情,而不是迫使访谈停止?

他的信息就留在我面前:“滚蛋”。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毕竟,我能给他什么呢?治愈他不快乐的方法?那几乎不可能。我或者任何人能弥补他作为难民的破碎人生吗?我能阻止他因为他的行为而被其他孩子憎恨和排斥,让他的养母无法忍受吗?或者改变他那因为粗暴的性侵犯而被社会唾骂和排斥的命运?不,我不会把他变成一个快乐、有适应能力的孩子。

最重要的是,我不能纠正他父亲过去对他的性虐待。我想起了我与他的工作是如何开始的。他最初的表现是一个焦虑的、受了创伤的孩子,背负着羞耻和焦虑。我当时以为只要有人能理解他的痛苦,他就可以接受帮助。然而,在几次访谈内,任何与我的接触都被拒绝了,现在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冷漠敌意的表情。当一些冲突发生时,他觉得他必须接受一个限制,或者让步,毫不夸张地说,有时就好像他变成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孩子。

瑞克,九岁,因为强迫性行为,侵犯他人,肛门手淫,膀胱遗尿,涂抹粪便,性侵犯较小的孩子,拒绝上学,虚假指控较大的孩子对他进行性侵犯而被送来进行心理治疗。他还被描述为表现出反应过度的迹象并进入了分裂状态。他五岁时就离开了最初的家庭,他们是来自一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的饱受创伤的难民。

人们认为他从小就是父亲性虐待的受害者,尽管他一直拒绝证实这一点,也不愿讨论这件事。父亲的性侵,以及母亲的共犯行为,都是其他孩子揭发的。一名来自同一原籍国的单身养母可能并不被社会关怀部门认为是理想的状态,但却是最好的选择。

专门帮助难民家庭的社会工作者对这个案子感到不知所措。养母的容忍度很快就到了极限。在初步评估后,瑞克接受了强化心理治疗,每周进行三次治疗,同时为他的养母提供家长指导,所有这一切最终持续了三年。

我不由得回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瑞克找到了一个鳄鱼木偶(图一),带着痛苦和愤怒向我咆哮。所以我马上就能看到一个他们所说的攻击其他孩子的孩子,有时是故意的,但通常是愤怒的,公然的指责其他孩子性侵他,然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我说,我知道他受了伤,也许还受了惊吓。因此,他想要吓唬和伤害别人。

(图一)

没有人回答我,于是我就更漫不经心地想,这是不是一个属于它的原产地的动物。他立刻扔掉了玩具,开始探索其他的木偶,问我他们的名字和身份。但当他接着一个接一个地丢掉这些玩具的时候,他似乎变得更加绝望了。我试图与他讨论他对自己原籍国的想法或感受,或者他移居到这里的感受,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同样地,我试图解决我们作为孩子和分析师之间明显的种族差异,却仿佛遭遇了一堵空白的墙。

随着访谈的进行,他开始在地板上挑衅地打滚,露出屁股,开玩笑地笑着说,“你想要我,不是吗?”对这种行为做出合适的回应并不容易。我的本能是教育他,告诉他停止这种不恰当的行为,或者无视它。后来我才知道,这种行为在他原来的文化里甚至比在这里更让人无法接受。然而,攻击性的表达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督导师告诉我说,他是在测试我,看我是否想对他做一些性行为,并需要知道我不会那么做。

那之后,他的行为改变了,并不是说他似乎放心了,而是表现得相当气愤,好像我又把那番辱骂推回到他身上似的。因此,当他看起来如此冷漠可恨时,我开始害怕他所能施加的,以某种形式指控我的力量。

这让我想起了《儿童心理治疗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作者是一位心理治疗师,他被一个受照顾的孩子诬蔑。尽管缺乏任何确凿的证据,他还是被停职,并经历了痛苦的调查过程Ironside,1985)。

瑞克安全回到他的养母身边让我很放心,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对自己脆弱的挥之不去的恐惧,促使我与同事们讨论了这种风险,尽管他们都很支持和理解我,但我意识到,如果灾难发生,任何人都无法为减轻灾难做什么。他们可能对我作为一个人和一个分析师绝对有信心,但如果要进行官方调查,谁能保证在封闭的治疗室门后会发生什么?我开始意识到这个孩子手中的武器的力量和摧毁我的潜力,不是象征性的,而是现实的。

我在“与炸弹共舞”(Welldon,2011)。诊所外的专业同事建议我放弃这种分析治疗,因为这是保持安全的唯一方法。诊所的人给了我更多的机会来反思我对瑞克的处理方式。我们考虑过在每一次访谈种都录像以处理任何不当行为引起的问题,但在这一事件中又出现了两个人为因素。首先,对我来说,重新回到分析工作中使我能够区分什么是真正属于这个孩子的恐惧和仇恨,以及我需要容忍和理解自己内心的这样的类似元素。其次,我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孩子目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养母。也许,再多的培训或培训分析也不能完全保护分析师,使其免受因儿童受虐待而产生的一些创伤。也许继续进行额外的个人分析对任何以这种方式进入虐待儿童的世界的人都是有意义的。当然,我需要尽可能的获得所有我能得到的帮助。

在工作初期,房间里的混乱让我想到,他需要看看我是否能容忍他那杂乱而愤怒的自我。然而,任何短暂的平静,以及任何在一起的感觉都会导致突然的攻击和焦虑的加剧。瑞克给自己做的唯一象征性的表演是鳄鱼又一次朝我咆哮。如果他停止攻击我,他会沉沦于痛苦之中,说:“我就是狗屎,我不应该活着。”他宣布要杀了我,然后杀了他自己。他似乎无法忍受这种亲密的交谈。我小心翼翼地与他保持距离,但他还是拒绝在访谈结束时离开房间。

他情绪上的混乱似乎只有在他那憎恨的冷眼中才得以缓解,因为在这种情绪中,他能重新获得掌控感。在访谈结束时,他得到了养母的支持,才得以离开,但他似乎觉得自己计谋得逞,仍然骗到了我。对他来说,凿桌子成了一种挫败我对取得了进展的感觉的方法。在尝试了所有我能想到的解释之后,我再次提醒瑞克我在分析工作之初就制定的规则:“不能伤害任何人或任何事”,并警告他,如果他不停止凿挖桌子,这个特别的访谈将不得不停止。他尖刻地向我挑战:“你想阻止我!”我起身走开了。他跑出房间,消失在走廊里。因为我不再有追他的习惯,我就去了休息室。于是他也过来了,脸上带着胜利的神情,但至少很平静。

3.

施虐者体内的受害者

法医心理的公理是在施虐者身上找到受害者(Cordess & Cox, 1996)。Parsons指出,“在缺乏他人保护的情况下”,暴力是对心理自我感知到的威胁的一种自然反应(Parsons,2009:362)。临床经验证实了寻找暴力的创伤根源的有效性(de Zulueta, 1993),但由于受害者自身也可以隐藏施虐者,因此存在多个维度的复杂性。Alvarez(2012)展示了“无动机的恶意”是如何被明显地调动起来的,以保护施虐者不会产生他自己实际上也是受害者的感觉。施虐者(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因此可以宣称自己是胜利者。性欲化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它既能保持对畸形客体的依恋,又能防止被抛弃的恐惧(Glasser, 1996)。

瑞克最初的分析工作显示他接触了一个受害者的自我,一个无法被培养和治愈的自我。然而,他对自己的肮脏和受人鄙视感到羞愧,似乎驱使他走向了暴力。自杀的念头和尝试很容易就会出现,以作为对他所感受到的伤害的一种报复。我们只能想象在他生活的背景下,他所处的令人痛苦的社会环境,但由于父亲的虐待,他的内心似乎阴云密布,瑞克发现这样的生活简直无法忍受。分析关系成为了这种破坏性动力的载体。任何与分析师的亲密接触对他来说都是巨大的威胁,必须通过争夺控制权和性欲化来进行抗争。正如Glasser在他的性变态根源分析(Glasser, 1996)中所描述的,这是“核心复合焦虑”的一个明显例子。

瑞克带来了他作为父亲性侵受害者的经历,但并不是使用语言交流,而是用力的让我感受。

在分析工作的空间里,他似乎重新经历了某种虐待。有时,我似乎是在代替施虐的父亲,但这可能会立即改变,我会成为被虐待的孩子。

屈服的姿态是在邀请我对他进行性虐待,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反而是他的胜利,而且完全颠倒了角色。这样他就可以完成这些矛盾的角色。现在作为受害者的我,马上又会变成施虐者,最终还是变成无助的受害者。我们正处于一个特别的恶性循环中。他不断地挑战极限,强迫我设定界限,这让他觉得被我虐待了。

我担心,如果我被指控为施虐者,那么实际上我就会变成那个受虐的孩子。这样一来,我觉得我被赋予了一种存在主义的恐惧,这种恐惧他在遭受虐待时一定也有过,而且他将其作为遗产随身携带。就连我对他的性暗示所感到的反感,也一定是他对自己经历的复制。

与督导师一起工作让我看到了这种情况的真相。出于重复被虐待时的恐惧和无助的影响的需要,他使用了被虐待的自我的大量投射。我不得不承认,在这项工作中,没有人需要人格中更合理的部分,也没有人需要一个持续合作的伙伴。相反,被虐待的自我在虐待中得到了满足。由于受到了创伤,它只想进一步施虐。

我承认,我有时会想,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成为一个施虐者是不是他唯一的可能。这样抛弃他,任凭他受命运摆布,无异于对我的虐待。另一方面,如果他能在我的治疗室里就像那天在休息室一样安静,在那样的状态与我一起工作,也许还有一线希望。

4.

为改变创造空间

Alvarez(2012)一直在寻求与成人精神病患者研究工作的联系,她尤其关注Meloy(1985)的研究。有时我觉得,用她的话来说,我在“直视邪恶的眼睛”,直到我意识到这个孩子在用仇恨来对抗丧失和脆弱。在成年期,从属关系发展成一种上瘾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残忍成为一种欲望,作为原始丧失客体的替代品(Alvarez,2012:158)。

幸运的是,对瑞克来说,他作为一个儿童的不成熟至少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我得到了瑞克养母的帮助。确定瑞克没有反对,我就请她暂时参加到访谈中。我觉得她会是一个有帮助的存在,不需要以任何方式打扰,而且事实上,她感兴趣的仅仅是观察当时发生的互动游戏,而不是主动参与。瑞克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新的安排,几个月后,当它似乎不再需要时,我和他最终恢复了一对一的分析工作。

养母在场的访谈使我重新获得了治疗的角色,并回应了我们都需要保持安全,而不是互相折磨的评论。在没有打断养母的育儿节奏的情况下,联合访谈进行了一段时间。在任何儿童的心理治疗中,熟练的父母工作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情况需要额外的维度考虑。带着父母和/或照顾者的分析师需要有一种特殊的弹性或灵活性,以预防再次发生创伤性行为的威胁。

我要感谢我在诊所的同事们,是他们为瑞克的养母所做的努力,使得分析和我们得以存活下来。这位养母克服了瑞克给她带来的无助感,作为第三人,她控制着我和年轻病人之间的情感接触。瑞克更冷静了,不太需要激怒我或试探极限。也许瑞克最初有一个母亲,她没有完全被施虐者所控制,这是一种更好的早期体验,可以被他重新发现,并于现在,实际上是分析师提供的治疗空间中展示。

5.

象征化的开端

有了相对安全的访谈结构,某种程度上的象征化在他与我们的交流中成为可能,通过游戏,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更多持续在瑞克脑海中的施虐互动(图二)。

(图二)

国王是一个恃强凌弱的父亲形象,强迫红帽子清理厕所,但这个工作从来没能做到足够好,于是国王朝他尖叫,“再做一次!”“他就会被逼到厕所去住。但红帽子有一个救星,王后,他们一起密谋打败国王。

有很多暴力场景的排练和重演,国王殴打,囚禁和折磨红帽子,随后王后会来看他。她安慰和喂养红帽子,并为了谋杀国王带他离开厕所/监狱。我们不难将这些角色转化为俄狄浦斯式的家庭剧,笼统地称他们为父亲、母亲和男孩。养母遵循着这些叙述,尽管我们从未详细讨论过,但她似乎直觉地理解了它们的重要性,也许是在情感层面而非智力层面。

受害者/施虐者动态的错综复杂可以在这个剧本中看到痕迹。我们可以看到瑞克的成长是如何被虐待扭曲的。他的父亲并不是恋母情结的直接对手,但却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影响了男孩的性发育。瑞克认为自己被阉割了,被消灭了,变成了一种只有报仇才能存在的粪便状态。他失去了前俄狄浦斯时期的慈爱母亲,也没有进入到俄狄浦斯时期。他似乎已经丢失了身份的同一性,除了投射性扮演一个施虐的父亲形象,以及同时也存在的顺从的伪女性的形式的自己。因此,他需要悲惨地控制他的任何客体来维持某种平衡,这是属于虐待者和受害者的完全矛盾。对他来说,在外部世界中以某种形式拯救阳刚之气的唯一方法,就是认同这个虐待孩子的乖戾父亲。在他成长的过程中,这很可能成为一种强迫性思维,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抵御毁灭和绝望的感觉。

我在这些访谈中通过置换技术进行了解释(Melandri, 2012)。在这一点上,我的评论是为了加强戏剧在情感上有意义的方面,例如红帽子的愤怒和恐惧,以及有时他在监狱中受折磨时的绝望。然而,瑞克本人的经历并没有被刻意提及。当他因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时,他有一种向国王/父亲复仇的洋洋得意。

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似之处,和瑞克自己的生活不需要讲清楚。相反,我相信,故事本身就有自己的力量和动力。施虐的互动现在以游戏为媒介被描绘出来,而不是在移情中体现,似乎,这种形式的表达让瑞克的心理有了更多的满足,这些因素开始导向治愈的决心。

女王的形象代表了对苦难的同情和关心。虽然瑞克的养母不怎么活跃,但她的注意力一直在,我相信她对治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尽管他们可能没有说出口,但房间里发生了许多的移情。其他孩子也以角色的形式出现在剧中,由于红帽子不再被打和虐待,其他冒险和探索的故事也成为可能。很快就有报道说,瑞克的家庭发生了变化,那里的冲突和痛苦减少了,他在学校的情况也有所改善。

现在发生在游戏中的暴力和虐待仍然是瑞克内心世界的一部分,但它们可以通过象征化而不是重现事件来表达。所作的解释不是为了加强他对被虐待的恐惧,而是反映出他对安全的需要和希望被理解。举个例子,我认为国王是”一个父亲,他需要别人的帮助来阻止他成为一个欺凌弱小的人”而不是”这种欺凌弱小的人需要别人的帮助”。这类评论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游戏中适当的防御机制或升华,而不是通过将其还原为最初的创伤元素来破坏它。最后,瑞克开始分享关于他的祖国的想法和回忆,但并不都是痛苦的,他能够谈论他对那个他仍然认为属于自己的国家的和平的愿望。

6.

讨论

Alvarez(2012)描述了从受虐创伤中恢复的各个阶段,以及为何需要有对一个非虐待的世界存在的信仰,以及对非虐待客体的信念。因为这样就能使记忆和遗忘同时发生。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记忆可能已经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象征化,而遗忘则是通过之后与分析师有条件的放下和处理而发生的。就像他们说的,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但在这里我只想说,瑞克的青春期冲突和发展相对来说是良好而平稳的,教育和持续的心理治疗控制了这些问题。只有在治疗的后期阶段,他作为“东道国”的一员,与我的国籍的差异性,才能被发掘出来。

在别处,我提出了一种治疗模式,以适应那些施虐倾向和受到虐待儿童的特殊需要(Woods,2003)。精神分析心理疗法通常被认为在处理行为表现或反社会行为方面效果不佳(Fonagy &Roth, 1996),但由于其对个人需求的适应性,经过一定的修改,它也可以成为这些患者的治疗选择。分析师的非指向性立场很重要,因为孩子带给分析工作的东西是无法预测的。分析师的反应也不能通过结构化的分析方案预先确定。

根据儿童的需要调整工作环境,就像文中的情况一样,需要时常注意。然而,这类工作有一些一般性的考虑。

首先,需要对家庭系统或照顾者网络给予额外的关注。这种分析工作需要被视为监护和安全保护的一部分。幸运的是,寄养母亲与瑞克保持着积极的关系,她也可以利用提供给她的支持,但在青少年遭受虐待的案例中,专业支持系统常常会变得支离破碎,如果要使治疗可行,就需要做很多工作。

第二,任何试图提供治疗工作的人必须预见到虐待者/受害者动态的重复。这些创伤不会消退,而是需要表达。孩子身上的受害者会在分析师那里看到施虐者,就像孩子身上的施虐者会在分析师那里试图创造一个受害者一样。通常这两条线会错综复杂而危险地缠绕在一起。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对分析师维持角色能力的严峻挑战是可以预料到的。面对孩子的投射,分析师可能会感到极度孤独,因此必须能够以各种方式获得同事的支持。

有施虐倾向的儿童是否构成一个独特的患者群体?也许他们确实有共同的特征,但正如Judith Trowell在她对不同阶段的儿童受到虐待影响的详细研究中观察到的那样,“性虐待不是诊断”(Trowell,2007)。一个遭受过性侵犯的儿童会根据环境和他们的特点以各种方式适应。被虐待的儿童年龄越小,他们的现实感就越混乱。

精神分析心理疗法是一种独特的研究工具,它揭示了创伤反应从自我转向他人的方式,这一过程导致了年轻施虐者的形成。当个体的故事浮现出来的时候,它也允许对虐待的叙述被象征化、重组和可能的改变。

最后,回到最初的问题。这个受虐的孩子是怎么变成施虐者的?没有简单的答案,但精神分析的过程至少可以提供一些推论。

孩子和他的分析师建立的关系带有明显的情感创伤和受害者/施虐者动力学痕迹。很难想象一个未受性虐待影响的孩子会把这样的问题带入治疗。他最初的恐惧,顺从,然后试图引诱分析师,这些都是孩子对创伤不同层面的反应。

很快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分析师成了受害者,被仇恨所控制。这种扭曲的移情来自于孩子与施虐者的经历的烙印,以及他反常的适应能力,即他把受害者的身份变成施虐者身份的能力。一旦这在治疗关系中发展起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消除施虐者。同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而是取决于实际环境中和分析师本人身上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这些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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