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求救信号:自残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Anna Motz是一名致力于成人和青少年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师,同时也是一名临床和法医心理咨询师,在评估和治疗长期遭受暴力侵害的病人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原文Self-harm as a sign of hope发表于(2010).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24(2):81-92

编者语

作者以案例和理论两个方面阐述了自残对于病人来说的重要意义和其所表达出的含义。它不仅仅是内心痛苦的具象化,也是对外界的求助信号。

1.

前言

自残不一定是自杀企图或寻求关注的行为,这很可能是一种希望得到别人的回应而发出的信号。

虽然自残是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我认为它类似于Winncott(1956)所描述的反社会倾向中怀抱希望的一面。

就像其他被认为是反社会的行为一样,自残行为中其实是暗含着希望的,它其实是人们在试图找到一种应对痛苦的有效方法:

在这怀抱着希望的时刻……必须对环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以确定它是否有能力忍受侵略,阻止或者修复破坏,容忍滋扰,承认反社会倾向中的积极因素。(Winnicott, 1956, p. 312)

虽然自残被许多人以恐惧和不理解的眼光看待,但它的根源和试图传达的信息不应该被忽视。对于自虐者来说,割伤造成的伤疤向外界展示他们精神上的痛苦的符号。自残将这种私人的痛苦公布于众,并表达了那些不能说,甚至不能想到的东西。自残会取代和阻止思考。它还在身体上写下一段有意义的叙述,希望能被他人理解和回应:“故意伤害自己是一种内心痛苦的症状,这既传递了私人信息,也传递了公共信息” (Adshead, 1997, p. 111)。

在这篇文章中,我用上面所描述的希望的概念来阐述我对自我伤害的怀抱希望、尝试交流方面的理解。为了跟踪自残的发展过程,我借鉴的想法以Esther Bick (1968) 和 Dinora Pines (1993)的,在生命早期,皮肤的感受以及肌肤的接触对于母子关系的影响,以及Peter Fonagy (Fonagy & Target, 1995)认为这些因素会感染亲密关系的形成和心智化能力发展。

我也探讨了Estela Welldon(1988)的观点,Motz(2008)进一步探索了这一观点,他们都重点关注着女性暴力的具体表现。我强调身体语言的概念,以及自我伤害的功能,探索了Gillian Straker(2006)关于将切割皮肤作为一种表达的观点。

2.

皮肤的意义

从婴儿时期开始,皮肤和它的感觉就是婴儿情感体验的中心,婴儿被抱在母亲的乳房上,喂养,抱持,爱抚,挠痒痒和洗澡。对一些婴儿来说,穿衣服和脱衣服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攻击,一种分裂,对几乎所有的婴儿来说,舒适感都来自于与母亲皮肤的接触,而被放下的,远离母亲的经历,可能会让他们痛苦,导致他们哇哇大哭。皮肤接触在早期情感链接中的重要性的心理学证据是有力的,分析性文献断言这种早期经验在构建完整的自我方面提供了首要的基础(Grossman & Grossman, 1981)。

如果婴儿没有得到可靠的母亲抱持性环境的存在,没有被拥抱、喂养、沐浴、安抚和满足身体的感觉需求,那么他们的内部整合感就会受损。很明显,从婴儿期开始,整合就从外部开始—物理的包容使精神的包容和一个连贯的自我感得以发展,并最终构建内部和外部的感知系统,使一个人拥有自己心灵的概念。Freud(1923)所说的身体自我,是第一个自我,对它照顾的中断会对精神结构的发展,自我或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的调解产生深远的影响。

皮肤是边界,是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保护层,也是与他人之间的接触点,是内外之间的分界线,是感知的表面。它是边界,是认知能力和感受外界影响的点。分离可以理解为共有皮肤的丧失,而与他人的接触可以体验为一种侵入,在这种侵入中皮肤的屏障会受到威胁。

在关于无意识对女性身体影响的研究中,pine(1993)描述了创伤对皮肤和身体其他方面的影响。Bick(1968)也提供了丰富的例证,说明早期的经历如何在皮肤和它相关的疾病上被描绘出来。皮肤与婴儿早期的联系,以及与皮肤所相关的记忆就是关键。

当一个人切开他的皮肤,损毁,标记或挫伤它时,就会产生一个从外部世界暴力入侵到内部世界的接触点,受伤的人就会留下伤害,暂时的创口和充满冲击的感觉。

对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的一部分变成别人,形成的一个分裂和攻击,这些因素可能来自一个外来的其他人。

切割皮肤表达了分裂的自我,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与他人之间最早关系的反映。护理自己造成的伤口可以被看作是早期婴儿时期被另一个人照料和照顾的重演,这个角色通常是母亲,但也有可能是其他人。这是分裂自我的,关怀,滋养,体贴的另一面。

身体被当做了一个客体,在这个客体上,分裂的自我可以表达自己,既作为攻击者,也作为养育者,为重新整合和创造连贯的自我感的最终目标服务。皮肤作为边界,起到了一种精神容器的作用,但对于那些没有内在整合感的人来说,解体是在身体及其皮肤上表现出来的。

3.

以伤疤签名

自残可以是一种自我创造的方式,这种行为有时被认为更接近一种情感状态而不是一种言语表达。Straker(2006)认为自我切割是一种自我认同的行为。她称这种行为是“以伤疤签字”,并将其视为一种情感交流的形式,而不仅仅是不善于表达的人的一种不恰当的语言形式。她认为这是一种栖居于一个主体间空间的尝试,是自我的一部分关注另一部分,试图保留在其中的感觉状态,而不是通过语言来和这种感觉拉开距离。

 

身体不仅仅被看作是那些不可表达的情感的容器,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存在,一种自我的外在表现,在这种外在表现中,内在状态可以被烙印,也可以作为心灵的一面镜子,然后再被内化。本质上,自我切割替代的是那些早期养育者没有提供的镜映功能。

皮肤才是镜映的主体,而不是母亲的眼睛或手臂。这是一种对自我伤害抱有希望的观念,它将自我伤害与个体身份的创造联系起来,而不是简单地将其置于病理领域。把自残仅仅看作是无法语言化的表达,不能解释许多自残者的高水平读写能力和口才,而且基本上忽略了自残的主要功能,即创造一种自传式的叙述和自我意识。

4.

伤害是为了治愈

虽然这听起来似是而非,但自残常常被认为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包含了消除有毒物质的幻想(Campbell & Hale, 1991)和从无法忍受的感觉中解脱出来的梦幻感和从精神痛苦中解脱出来的分心感。有时疼痛中有一些愉悦,甚至可以与性的感觉相比较,特别是当疼痛涉及到性器官时。这是高度复杂的机制,可以理解为身体的释放战胜了精神的暴政,以及对折磨患者的早期和无法忍受的影响的高度关注。许多人进行自我伤害,是希望得到治愈,找到解决难以忍受的心理状态的方法。

5.

护身符

自残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它将人与自己的身体捆绑在一起,作为对他人亲密关系的一种防御,同时也是对自我的一种深刻亲密的行为。

它创造了一个以自我为参照点的世界,也许就像是一种私人的语言,在其中的物理标记都有独特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创作、书写和标记的意义在身体上也很明显。

海瑟是一位自残的女性,她把这种功能描述为“护身符”:

伤口和疤痕,就像你藏起来的护身符一样——对任何接近它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象征性的标记,证明着你走在生活的哪一条道路上——你的伤口有多深? (Jones, 2009, p. 45)

6.

自残和女性暴力

Fonagy和Target(1995)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思路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选择或感觉被迫依赖暴力行为,而不是使用其他形式的自我表现。他们认为,依恋关系方面的发展困难损害了心智化的能力:

暴力,针对身体的攻击,可能与心智化的失败紧密相关,因为缺乏思考精神状态的能力可能会迫使个人在物质领域管理思想,信仰和欲望,主要表现在控制身体状态和行为过程。(Fonagy & Target, 1995,p.53)

这种暴力会产生一种对自己和他人的物化,导致自我的分裂,一部分是侵略者,另一部分是受害者。

自我伤害对于一个特定个体的意义,只有通过敏感的分析才能得到。治疗应当基于对引起自残行为的思想和欲望及其心理功能的深入分析。了解女性自我伤害的原因是让她找到其他不那么暴力的方式来表达她的痛苦和减轻她的痛苦。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Motz, 2008),我认为暴力主要是一种交流,它可以是对无力感的一种回应,以及对精神痛苦的一种解决方案。

女性的这种暴力通常是隐藏起来的,无论是她们愤怒的对象,秘密的目标,往往针对的是自己的身体,或她们的孩子,还是暴力发生的空间,女性暴力通常发生在私人领域内,即在家里而不是在公共场所。

自残的女性是在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潜在的精神伤害。它反映了女性交流自己经历的方式,以及对自己的私人势力范围、自己的身体的控制。

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以女性自己的身体为象征,对母亲身体的攻击。女性通常把她们的身份感定位在她们的身体上。她们通过伤害自己的身体来表达愤怒、蔑视和羞耻,用疼痛的具体体验来象征心理上的痛苦。她们的交流就是以这种身体形式来表达的。

现在,我将介绍与一位妇女的心理治疗工作有关的材料,她使用极端形式的自我伤害来保护自己免受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

7.

案例报告:背景

Y小姐是一名34岁的妇女,住在一间中等安全级别的社区治疗病房里。她在童年时期长期遭受身体、情感和性虐待,经常与养育者分离,与原籍家庭不定期接触,学校教育也不正常。成年后,她开始了一段长期包含暴力的关系,在这段关系中,她经历了流产、严重的伤害和羞辱,直到她的伴侣最终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了她。

在这段关系破裂后,在她第二次流产后不久,她就自己搬到了一个小出租屋里,正是在那里,她的纵火行为导致了她的住院治疗。她解释说,这次纵火是她对帮助的绝望请求,也是她在感情破裂后愤怒的表达。她在法庭上接受了精神检查,并被诊断为边缘性人格障碍,并被送到一个中等安全级别的单位接受治疗。

 

在法医科里,Y小姐和一些有暴力史的男人建立了关系,而且在入院后自残,用香烟烧伤皮肤,用热水烫伤自己。她的手臂是她的主要目标,但她报告说,最近她也烧伤了她大腿内侧的皮肤。在此之后,她被转到我这里接受个人精神分析治疗。

Y小姐是个很聪明的女人,她对病房里的治疗效果颇有批评,并描述了在病房里如何创造了一个“表演平台”,鼓励人们表演愤怒和悲伤。她对其他大喊大叫、实施暴力的病人感到厌恶,当着医护人员的面,说她宁愿秘密伤害自己,然后向医护人员和医疗团队展示自己造成的伤害,以及自己实施暴力的证据,向他们展示他们保护她的努力是多么的无用。

她的另一种形式的自残是从伤口中释放出少量的血液,并非常着迷地看着血液汇聚,滴落在她的手臂上,最终凝固。她喜欢液体洒落在胳膊上的感觉,她说,这证明她实际上是活着的,而不是觉得自己已经死了的那个东西。

她承认自己很享受这种秘密,然后又把它公之于众。她还痛苦地告诉我,多年的家庭暴力教会了她如何掩盖伤痕,如何分散人们对伤痕证据的注意力。她好像是在自己身上重演她的伴侣和父母所犯下的一些暴行。

8.

治疗过程

当我第一次见到Y小姐时,我发现我的目光被她穿着短袖衬衫的斑驳皮肤所吸引。看到她给自己造成的巨大伤害,我既震惊又着迷。当她描述自己遭受父母多年虐待时,她看起来很脆弱。她仍然用深情和爱的语言描述父母,认为自己应该受到他们的体罚和忽视。

在治疗初期,Y小姐在访谈的前几分钟都是沉默的。我说她很难知道该如何开口跟我说话,于是她点了点头,哭了起来。接下来的几分钟里,她一直在流泪,但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原因。当她哭泣时,我沉默不语,但最终我告诉她,她害怕亲近某个可能会离开或伤害她的人。她点点头,指着她的胳膊,我看到她的手腕上都是伤疤。我说,我认为她可能需要展示一些她的经历,而不是用语言告诉我,她又点了点头,说,“我只需要能够相信你——这太丑陋了。”我说,她担心她内心丑陋的感觉,以及她皮肤上的伤痕,会让我受不了,让我离开她。这番话让她的眼泪夺眶而出,但心里却有了一种解脱的感觉。在结束访谈时,她说她想试着和我说话,但很害怕。

在这次早期治疗后的头三个月里,Y小姐一开始就跟我讲她给自己造成的创伤,有时还邀请我看一看。有一次,我对她说,她觉得我必须亲眼目睹她的自残行为,亲眼看到她身上的伤疤和印记,就好像如果我看不见她的描述,我就不会相信她,也不会理解她的绝望。她不相信我能在脑海中想象出她的痛苦,但需要像她那样的痛苦和伤害的具体证据。如果没有这个视觉上的证据,她不会相信我会认真对待她。她同意这个解释,说她曾告诉我她所做的,因为她很害怕,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不是我,也不是她的历史,也不是她的感觉,这可能是一个幻想的她的主意,会让我认为她是一个骗子。

我说,她需要我能够忍受她身体上的创伤,当我听她回忆别人对她的虐待时,我的心灵也受到了伤害。她说她想让我真正了解她是什么样子的。我说,我觉得她的那一部分想让我看到她的伤口时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想让我为她的安全感到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她受伤时是没有人有过的。她又一次点点头,讲述了一种童年时完全孤独的感觉,并试图用热水洗许多次澡,洗掉性虐待的证据。

9.

治疗中的分离

Y小姐在前六个月的治疗中表现得很好,她似乎很渴望向我描述她的经历,并且找到了相对接近的词语来表达。然而,在她最初减少自残后,经过三周的治疗休息,Y小姐变得害怕,她的自残加剧,有一段时间她沉默,摇晃身体,解离。

她开始割伤自己的身体,然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告诉我她正在囤积武器来对付自己。她写道,她对伤害他人和未出生婴儿的内疚,不得不以自残行为的形式消除。她感到很失落,在这个过程中,她似乎处于一种强大而无法触及的状态。我被删除了,她也失去了那些能够表达自己的词语。

我向她解释, 她的愤怒无法用语言表达,她沉默的后退既是保护我的一种方式,也是让我体验到她经常有的感受-被留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接触外界的可能性。我说,在我离开的三个星期里,她觉得被我背叛和抛弃了,她对我是否会回来几乎没有信心。我对Y小姐示好,给她希望,然后又把她单独留下,她觉得这是一种欺骗和羞辱。

Y小姐戏剧性的退缩仍然持续着。在经历了第五个星期的完全沉默和折磨之后,我的身体再次对她做出强有力的反应,通过强烈而剧烈的胃痛和心跳加速,明确的焦虑信号表明,一些可怕和危险的事情正在发生。我说,我认为在假期里一个人待着对她来说很可怕,让她真正担心自己的安全。她回答说,她最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独自站在悬崖顶上,感觉自己要被拉向深渊。我说,有时当她感到孤独时,她害怕自己会从生活中消失,从我的思想中消失。她点了点头,但没有多说什么。

Y小姐的感情似乎渐渐恢复了,回到了她从这种倒退的、悲惨的孤立中恢复过来的承诺。她把自己的一些秘密武器交给了工作人员,慢慢地开始从事艺术和戏剧等治疗活动。在这段时间里,我被强烈的反移情情感所震撼,她一回到恢复的状态中来,我就觉得自己又可以呼吸了。

我向Y小姐解释说,她当时是多么害怕,以及她所承担的风险,我可能会把她的沉默理解为想要完全停止治疗。我知道她不想让我这么做,但又害怕我会这么做。如果这样做,就等于重复她一生中所经历的被遗弃的模式,并向她证实,她对我施加的暴力和愤怒是无法容忍的。她最终对我的解释做出了回应,我下意识地害怕这种事会发生,并希望它不会发生。最后,在休息后的第6访谈中,她终于能够用语言让我知道她在休息期间受到了怎样的惩罚和孤独。Y小姐随后透露,在这段令人恐惧的时间里,她开始更强烈地自残,并担心当她放弃自残活动时,她会变得更有可能攻击他人,或再次放火。

这段黑暗和沉默的工作时期之后,进入了几个月的顺利工作之中,直到又过了一次为期一周的治疗休息。这次休息之后,她给我看了她手臂上一组特别难看的伤疤。我把这理解为她对我的愤怒攻击,她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身上,在这段时间里表达她的绝望。我还请她告诉我,她认为这些伤疤意味着什么。她告诉我,最深的伤痕代表了她因前伴侣的暴力而失去孩子的愤怒。我的身体再次对我说话,因为我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我看到这些鲜红的伤口,交叉在她的手臂上。我想到了流产和孩子身上的血。我说她对我离开她一个星期感到非常愤怒,担心我们再次见面时她会做些什么,她觉得必须伤害自己,以消除她的愤怒。

虽然这种解释似乎与她有共鸣,但她发现在余下的时间里,她很难开口,但在结束前不久,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链接。她说,最近的自残让她想起了每次残酷的流产之后,她是如何伤害自己的。我说,我的离开虽然是暂时的,但却让她感到与其他无法哀悼的亲人有了链接,比如死去的婴儿,或者被伴侣的暴力杀害的婴儿。最近我们失去了每周一次的治疗,这让我们重新想起了以前的悲痛,感到难以忍受。我说她的手臂就像是对死者的记忆痕迹和回忆,她对我的说法表示同意,看上去若有所思,很悲伤。

这次访谈似乎标志着治疗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她开始以更象征性的方式来看待她的伤疤,将其视为一种精神状态和具体化创伤的标志。她开始能够把自己的感情、可怕的想法和记忆表达出来,并更多地依靠语言向我传达这些力量。她抵抗暴力冲动的能力显著提高,甚至在休假期间和之后也是如此。

我不得不经常提醒她,她担心我无法承受听到她感到无法忍受的事情,并会以离开她、伤害她或不相信她来报复她。我接着说,我继续留在她身边,或许最终会向她表明,我能够承受这些感觉和记忆,并把她记在心里。我建议,这可能会帮她找到一种方式来思考和谈论她的内心世界,一起面对她生活经历的恐惧。

Y小姐和我又共同工作了18个月,总共才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她最终放弃了伤害自己的行为,除了偶尔发生的一些微妙的切割,但她现在会立即向工作人员报告这些情况。

她出院之后住进了一个社区,作为门诊病人继续治疗了6个月。出院后,Y小姐还养了一只狗,她说这给了她早上起床的理由。我的理解是,这反映了她重新恢复了将希望和关爱投入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身上的能力,允许自己接受和给予关爱。在收养了她的宠物后不久,她选择结束治疗,她说回到医院让她感到太悲伤,痛苦地提醒她“失去的那些年”。她还补充说,她觉得自己能够把这种分析和思考藏在心里,并在没和我真正在一起的时候和我说话。

10.

讨论

Y小姐的心理认同感似乎是通过身体上的痛苦和伤害而变得连贯起来的,就此来说,把痛苦和伤害强加在自己身上,要比把她压垮的早期情绪状态要好得多。正如Freud所描述的,这反映了身体自我在某种程度上的首要地位,也反映了早期经历的分离如何影响了她后来与自己身体的关系(Bick, 1968; Fonagy & Target, 1995; Welldon, 1988)。

治疗的过程也表明,Y小姐对分手和分离的感受是被抛弃,而她的反应是攻击自己的身体。似乎在度过这段时间后,继续和她一起思考,一起待在房间里,没有对她进行报复或责备,我在某种程度上帮助她在一个能回应她的环境中恢复了希望。

这次工作经验也有力地让我认识到身体交流的重要性,因为对Y小姐带来的反移情影响通常位于我的内心深处。有时,我对她伤痕累累的手臂的意识似乎被抹消了,这似乎是一种对她自残的功能和动机的投射性认同,她对自己的暴力可以取代思想,抹去痛苦的记忆。

我理解她的自残是一种无法解决的悲伤。哀悼的过程一直在实施这些暴力袭击自己的行为,但她的悲痛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她觉得她必须依靠这些具体的标志来提醒她的丧失,在她的心理没有一个连贯的自我意象或者是同一性来维持她的存在。她的力比多能量没有被重新引导到其他客体上,她也不希望在未来有孩子,只是继续通过自残再次伤害自己的身体,再次唤醒痛苦。她最终放弃了自残,决定收养一只宠物,这似乎代表着抚育和爱的情感的回归,以及某种哀悼的结束。

在她消极的治疗反应期间,我目睹了她的自我折磨,没有任何言语能打动她,也不能安慰她。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处境,我的感情和她无言的愤怒使我感到完全窒息了。再一次,我明白了她的自残既是把她的暴怒转移到她自己身上,而不是我身上,当然这里还存在着一种期望,希望把这种可怕的精神状态传达给我,以便我可以替她控制住它。

在我看来,因为我能在精神上抱持她,而使她增强了信任感,并且能够成功地表达她的愤怒和被我放弃的感觉,当然我也感受到了她在沉默种的暴怒,以及丧失的感觉,以为我打破了治疗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Y小姐对她童年时期被父母虐待和忽视的经历的解释是,那是她应受的惩罚,并被一种无法忍受的负罪感所困扰,很像她在那几周的沉默中成功地向我投射的那种感觉。

理解皮肤的意义和功能,以及在婴儿期被抱持的感受,对于理解为什么Y小姐会选择她的身体作为她绝望的首要目标是至关重要的。显然,皮肤的象征意义,和它的伤口是理解自我伤害的中心。发展性的解离使她无法控制强烈和冲突的情绪,因此她感到必须通过对自己的暴力来实现这些情绪。

自残和性虐待之间的联系已经在文献中有所记载,并且在男性和女性中都很明显,比如被诊断出边缘性人格障碍的Y小姐(Briere & Zaidi, 1989; van der Kolk, Perry, & Herman, 1991)。自我伤害的功能对那些被性虐待的人来说,可以释放紧张和焦虑,这同时也揭示了分裂自我的创造——自我的一部分可以成为对无助和受害者的施暴者。

Anna Freud(1936)的“对侵犯者的认同”的概念引起了共鸣,因为自虐者的意志与施虐者相一致,施虐者可以给孩子造成痛苦、侵犯、伤痕和瘀伤,但现在,孩子已经成年或成长为青少年了。通过这种认同,自我摧残者的心灵可以暂时得到解放,从肉体所遭受的残酷中分离出来。

这种自我伤害的行为本身就象征着意志的胜利,并使心灵保持着权力和控制的地位。这反映了对分裂的原始防御,其强大的功能是试图通过攻击坏的客体来保护好的客体——在这种情况下,坏的客体是在身体里的。

然而,就像其他上瘾行为一样,一旦上瘾,释放感和兴快感感就会迅速消退,而当内疚、沮丧、羞愧和空虚感卷土重来时,上瘾的欲望就会增强。正是这种自我伤害的循环给人一种变态、上瘾和强迫性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自我伤害反映了由Welldon(1988)所描述的暴力和变态的循环,暴力幻想作为一种释放和逃避的形式产生,但最终没有采取行动来达到这一安抚内心的目的。Y小姐说明了她的自残上瘾的本质,以及它最终没能成为真正的,免受那些难以承受情绪的避难所。

在另一个层面上,自残的暴力给身体打上烙印,可以作为一种对亲密行为的防御,尽管这会带来孤独。之前的案例说明,Y小姐想让我了解她的经历,但又害怕和我真正接触,怕自己会再次被抛弃,这让她在自残的希望与绝望之间产生了冲突。

11.

结论

如果像Straker(2006)描述的那样,自残的“语言”不仅仅是传递给他人的信息,那么这种行为就很难被放弃,就像Y小姐那样,她的自残满足了她的需要,以具体的形式,记录她所遭受的经历,包括丧亲之痛和虐待。理解这些伤口的意义,让她说出这些伤口所代表的事件,是帮助Y小姐找到其他形式的哀悼,以及自我表达的关键一步。显然,她的自残行为对她起了很多作用,形成了一个充满伤害和自我照顾的私人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可以避免对亲密行为的恐惧。

通过与我接触,她将自己和我置于一个可怕的环境中,在这个环境中她将面临进一步被抛弃和背叛的风险。治疗的中断会让人特别痛苦,会重新唤起早期的丧失,产生重新进行主动自我伤害或精神戒断的真实风险。她选择结束治疗,而不是等着我的离开,似乎是为了防止再次被抛弃,这样让治疗成为一种保护和有益的经历。

与自我伤害的人在一起工作需要耐心,面对绝望时充满希望,以及了解和管理强烈的反移情感受的能力,其中一些感受在分析师的身体和心灵中都会有体验。

尽管其挑战,以及受伤的风险,可能会淹没分析工作,但还是要坚持治疗同盟,并且允许自残的病人开发他们的思考能力,象征化和交流他们的经验的能力,并最终减少依赖暴力排解情感和自我表达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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