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与来访者进行工作:咨询师个人生活中的重大变故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本文叙述了一个病人和分析师的防御与爱相互交织的临床案例。这其中包含了在“非我”的领域中,性格和互动的僵局所带来的回避行为。只有将承受失败和耻辱的能力,以及一些其他的,尚未被识别出来的能力结合在一起,才能使我们区别于他人,并呈现出爱的能力。

1.

案例介绍

这是一个临床的,个人的,关于互动的故事。

迈克是个不服从、任性的人,他觉得自己的成就和前景一片灰暗。他拥有电影明星般的外貌,很受美丽女性的喜欢,但那些想要接近他的年轻女性,总是很快就对他的乖戾、情感上的吝啬以及压抑着的自我缺乏感而厌倦。这些姑娘都在踏出第一步了解阶段之前就因为他的自我封闭和疏远离开了他。

这些对于结束的描述混杂着迈克的漫不经心、愤怒和轻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不断地重复中还包裹着痛苦和不满足的感受,又好像他永远都不会为了谁而去努力或者挑战成功。直白的说,迈克在很多时候都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巨婴,然后用他的自我轻视淹没我们两个。

这些自我体验,以及他为了应付这些事情而采取的傲慢、挑衅的方式,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状态。迈克的公共关系事业碌碌无为,他一直生活在随时被解雇的恐惧中。

在这个属于年轻人的行当中,还不到40岁的迈克已经感到自己老了,他认为自己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巅峰,已经踏上了二流职业道路的下坡路。他渴望更有挑战性、更能获得名望的任务,但当他真的被赋予重要职责时,他往往会崩溃,或者在行动中故意缺席。

因此,他的资深同事确认他只是个小角色,而这加剧了他的痛苦和受害感。值得赞扬的是,迈克至少在某些时候可以认识到他实际上是如何用行动使自己被边缘化的,但这样的认识程度并不能帮助到他。

在我们早期的工作中,他导向自我的愤怒、无能感和难以忍受的羞愧,引发了一种戏剧般夸张、但令人担忧的自杀倾向。

所以,在工作和爱的领域里,迈克的生活方式证实了他严重的缺失感。作为治疗的参与者,他没有得到我的喜爱,也没有赢得自己的尊重。怨恨、易怒、自怜的迈克一直都在贬低他和我的工作成果,使我们俩都感到沮丧和羞愧。

迈克不能容忍我在治疗中提出任何建议。当我提出任何明显不符合他意愿的建议时,他就会把这些当成一种侵犯和小小迫害,会剥夺他宝贵的时间,分散他对主要问题的注意力。即使只是改变日程安排,也会让他怨恨到不可忍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他打败了,渐渐地变得轻蔑起来,并暗暗地开始实施报复。

不知不觉中,我开始退缩,对于我们是否能够给他根深蒂固的性格困境带来任何有意义的改变,我越来越感到泄气。我开始感到,他的怨恨和任性是无法被镜映和理解的,同时,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如何变成现实的。

这时我想到,如果我能回忆起一些改变的迹象,就有可能会减轻我的沮丧。工作大约一年后,我们接受了他的这种,通过先发制人的将他人排除在外,来保护自己不受羞耻性失败的倾向,他也申请了一家较小的公司,并获得了一个更高级的职位。

如今,作为一个小池塘里的大鱼,迈克觉得的压力和脆弱感都减少了,竞争劣势也减少了,他对公司的运作更加融入了。他开始为自己是一位更资深、更乐于奉献的合伙人而感到自豪。但现在让我震惊的是,我们两人竟然都没有重视这件事。在可以察觉的层面上,我们俩都还沉浸在一种自我贬低和恼怒的氛围中。

在治疗的头两年里,迈克与许多的女性进行了短暂交往。很明显,他的极度敏感和深深的不信任感控制了自己的缺失感,这导致他害怕任何一个与他亲近的女人,认为她们会支配他的恐惧。如果他放松警惕,停止先发制人的挑衅,迈克肯定自己会成为这个女人的奴仆。

为了防止丢掉这种沉着,迈克采取了令人讨厌的方式,疏远他的伴侣。迈克时而挑剔,时而苛求,他给人一种“如果你做了你就该死,如果你不做你就更糟”的感觉,这种感觉坚定地导致了所有女友的离开。我常常同情的对这些女士表示认同。

2.

凯伦

分析工作进行了两年后,迈克遇到了和他一样坚定的凯伦。从一开始,凯伦就表现出她已经认定迈克作为她未来的丈夫,事实上,从他们见面的那一刻起,迈克就以一种无可避免又无可奈何的口吻宣布,凯伦的目标是让他陷入婚姻的陷阱。

虽然他对其他女人也表达过这种想法,但这一次他补充说,他感觉到她会成功;不知怎的,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圈套,无法逃脱她的魔爪。我对此感到震惊,并提出了一个建议,也许迈克自己也想让他们之间的关系顺利发展,他对凯伦的感情超越了他预设的恐惧和厌恶。迈克对这个想法不屑一顾,几乎没有表现出好奇心或兴趣,而我也不认为有什么破局的事情会发生。

的确,凯伦身上的很多东西向我表明,迈克的恐惧是有根据的。首先,在他们交往几个月后,迈克发现凯伦谎报了自己的年龄,而且比她说的要大好几岁。作为她的忏悔凯伦说,如果迈克知道她已经过了40岁,那么他永远不会让她进入他的生活,因为她认为,迈克会想到她将专注于她的“生物年龄”,并将给迈克施加压力,尽快步入婚姻。凯伦刚说完这些话,就开始用她刚描述过的方式给迈克施加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凯伦所说的和所做的与迈克所担心的事情是如此的吻合,而在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迈克觉得自己被认可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这一次,他被困住了。他的态度是:“你看,事情正如我担心的那样,这次我再也逃出不去了。当我对他和凯伦正在做的事情表示担忧时,他说我有充分的理由担心,但他继续假装我们没有进行过这些讨论。

3.

安娜

在迈克和凯伦在一起的最初几个月,我的第二个孩子安娜出生了。安娜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头部畸形和其他疾病,这些都限制了她的生命和健康前景,但这些疾病在出生时都不明显。安娜在六周大的时候开始发绀(发病),在例行检查后住院,那时我们才知道她的病情危重。

我的妻子和我被告知,安娜的心脏损伤对她的生命构成了直接且持续的威胁。我们还了解到,安娜不符合心脏移植的条件,她的预期寿命会受到限制,这还会严重损害她的认知能力和社交能力。如果她活了下来,她将不得不忍受一次次的医疗危机和越来越夸张的外科手术干预。

安娜于8月中旬住院。经过两周的咨询和持续而痛苦的自我反省,我们决定不进行这仿佛是搏命一般的手术治疗。医生们认为安娜暂时只能靠注射药物来维持生命的,一旦药物停药,不做手术,她就会死去。药停了,但安娜活了下来。

几天后,我们把安娜带回家时,大家都以为她会死去。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生活以一种令人感动的、出乎意料的方式开始恢复了日常节奏。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休息和对收入的需求都浮现了出来。安娜回家一周后,我又开始进行工作了。那是在9月初,8月为期四周的假期结束后大约10天。

4.

回到工作

随着劳动节的临近,我还没有上班,而我的病人们认为我8月份会照常休假,照常上班。我决定打电话告诉他们,由于家人生病,我至少要推迟一周才能回来。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说我会再打电话通知。

与我直接交谈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情和关切,没有人提及个人当下的难题。我无法回忆起我打电话给迈克的具体细节,但我有理由确信,没有任何事情与我的预期有出入,也就是说,他不会有任何反应,除了某种宣泄的感觉。

当我重新见到病人时,我希望尽可能多地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这么做的理由是,我的生活环境已经严重地打乱了分析工作,而且这样的情况肯定还会再次发生。

此外,我显然很苦恼,想对此做出一些解释,并提供一些信息,以便我的病人能够作为一个知情的参与者来做出回应。最后,我担心不多少透露一些信息可能会导致双方的疏远。我讲话时心事重重,以至于不说话就会让人觉得我在保守什么秘密。我想,如果我不承认自己的处境,会比承认自己的处境更容易分心。

根据过去和迈克相处的经验,我并不期待他会想知道这些。因此我决定不会一股脑的把我的消息告诉所有病人,而是探究每个病人对我的消息的反应,以及对我迟迟不回来工作的态度,并告诉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其他的干扰。然后我就会知道发生了什么。

就我所预期的程度而言,我原以为迈克会表现出某种他惯常的烦恼和冷漠。恰恰相反,迈克在九月的第一次访谈开始时,专注地看着我,带着明显的感情问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对此完全没有准备,根本没有充分展示自己,我犹豫着说,虽然我不是不愿意回答,但我很惊讶,因为,在过去,他曾明确地说过他不想知道关于我的任何事情。

显然是对我的不适和他的态度的反应,迈克很快说,虽然他想知道,他没有打算让这成为“一个大问题。”然后,在一种紧张和分离的状态下,我告诉他,安娜生来就有心脏病,病得很严重。

他愣住了,说不出话来,而我也没能抓住他的状态。他很快低声说了些什么,大意是这可能会让他觉得他的问题与我的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很合理地问我为什么还在工作,然后他很快就转移到其他事情上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都发现很难回过头来处理这种痛苦的交流,甚至很难把它记在心里。

在安娜回家后的几个月里,她的发育、体验快乐的能力和预后都超出了预期。到了第二年春天,我们根据她预后的变化重新考虑了手术的决定。手术看似很成功,但五天后安娜去世了,只活了10个月。

与我和许多其他病人的工作相比,我几乎没有记忆,在我的笔记中也很少提到,这些经历的哪些方面在与迈克的工作中被明确提及。然而,从我们目前的工作状态来看,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和在迈克身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似乎很强大。

5.

变化

在我9月份重返工作岗位后,在安娜生命中剩下的8个月里,迈克和凯伦继续见面。虽然迈克仍然坚持认为凯伦会把他困在一段囚徒般的婚姻中,但他没有告诉我,他们之间进行了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迈克第一次透露这些时,描述出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他安排了一次“诱惑晚餐”。蜡烛和熏香把他的客厅变成了的闺房,Marvin Gaye唱着甜蜜的歌,他和凯伦发生了性关系。不用说,迈克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因为他说这正是他所害怕的场景。

那天凯伦正在排卵期,她怀孕了。现在,迈克只剩下了无可逃避的痛苦,他们决定结婚。接下来的几个月被描述为终身劳役的第一阶段,是他可耻、无能、无用的现实化。

6.

迈克的家庭

在迈克成长的家庭里,他的母亲名声显赫。她是一个有着相当成就的艺术家和演员,是一个美丽的、能言善辩的女人,是他们小城里的名人。她主持了一个电视谈话节目,并承办了戏剧和艺术展览,在当地赢得了相当大的赞誉。她性感、迷人、魅力无穷。但她还是个酒鬼,当迈克下午放学回家的时候,她就已经完全不能正常工作了。

相比之下,迈克的父亲是个笨拙得可笑的“懒汉”。他是一名兽医,执业时间不多,但设备陈旧。他穿着破旧的汗衫、背心、大短裤和工作鞋,在他们家门前的草坪上除草。

每天下午,开车送迈克和他的朋友们放学回家的都是他的父亲,他一边开车一边随着收音机里的滚石乐队大声唱着跑调的歌。他父亲所做的一切都深深地伤害了迈克。只要一看到他,他就会感到羞辱。无论从童年还是现在,只要一提起他,甚至一想到他,迈克就会感到厌恶和极度的羞愧。

迈克对父亲以及与他有关的一切的蔑视,包括,也许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的爱,都被他对母亲的理想化和无限的激情所包围。多年来,她通过不断地嘲笑和无情地贬低自己对丈夫的尴尬,为迈克提供了一个身份认同的模板。她把自己说成是嫁给了了比她地位低的人,她陷在一种不为人知的、无法忍受的令她厌恶的男人的陷阱之中。

她觉得自己注定要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婚姻中浪费自己的美貌和才华,而生活在一个文化闭塞、艺术机会有限的省城。毫无疑问,作为母亲,她也有一种被囚禁的感觉,她想摆脱迈克和他的妹妹,这种感觉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却很强烈。

在他的双亲中,迈克的父亲比他更可靠,更能干,也更慷慨。但是,迈克对父亲的爱和对父亲贡献的认可在经验中消失了,在他对母亲的迷恋和对她浪漫化的希望和抱负的认同,以及她对平凡的蔑视中消失了。像他的母亲一样,迈克贬低自己拥有的东西,高估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进入了一种充满痛苦和失望的生活。他对父亲的爱和崇拜,以及他想“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父亲”的渴望,都属于非我的领域。

但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回想起来,似乎很明显,迈克和凯伦安排了怀孕,而迈克参与其中的背景是他得知了我生活中的痛苦。对迈克来说,当他为人父母的时候,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自己与一位慈爱的父亲之间的联系,但却能将母亲痛苦的陷入困境的经历传递出来,这就打开了一条道路,促进了慈爱的父子关系的建立。

7.

当迈克的女儿出生时,他开始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爱和牵连。安娜在他女儿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迈克尔现在可以开始想象我当时经历了什么。他没有料到自己会对女儿有如此深的感情,对他来说,失去女儿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段时间里,我以新的方式反思我们共同的工作,并开始思考——而不是简单地执行和接受——我们之间的隔阂。虽然他确实从一开始就表现得乖戾和敏感,但我也确实对他产生了批评和微妙的蔑视。我也开始思考一个一直存在却未被检验的理想化领域。迈克坚持认为,我是一个有成就、勤奋不懈的人,我的专业成就都是用夸大的修饰来描述都毫不过分。

在他眼中,我远比真实的我更像一个学者,我寻求并维持着最令人振奋的友谊,我以坚定的决心和成功追求着个人和职业抱负。相比之下,他是一个懒虫,一个迷上洋基队(球队名)

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洋基队史和最新的新闻上,很明显,我对洋基队的知识和热情(这显然已经发展了多年,痴迷地爱需要大量的注意力)与迈克是一样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他,我认为我们都在回避认识和探索我们的许多相似之处。这让我们进入了一个工作中更加愉快和合作的阶段,作为自恋者和父亲,我们对自己亲属关系迟来的认同和承认,促进了这种体验。

8.

讨论

“非我”是Sullivan'(1953年)的“自我表现”三位一体理论中第三个也是最难以捉摸的元素。“好我”和“坏我”指的是自我与他人之间可以被注意、了解和整合在意识中的各个方面,与之相反,“非我”接受的是经历过但仍未被识别和承认的经验。

“非我”包含了自我的各个方面,在早期,通过移情,引发他人的混乱反应,唤起自我的分裂性焦虑。“非我”通过隔离“拟人化的自我”来影响他人(Sullivan,1953)。然而,我们与非我的关系也具有边缘认知的特征,Sullivan (1938)将这种边缘感知称为“理解”。

正如Levenson(1985)所说的,我们对那些我们不应该知道的东西有足够的了解,这使得我们能够组织起防御性自我,以避免那些会威胁到我们的分离防御的经验。

虽然分离通常以“温和”的方式发挥作用(Sullivan,1953),但它有时会失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自我凝聚力的威胁感会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即现在的意识既未知又熟悉。迈克对他父亲的爱和他想要成为父亲的渴望,就被托付给了非我的领域。

这些在我和凯伦的参与下才被实施的愿望,在很久之后才能被收集起来,成为我们可以看到和了解的自我的各个方面。正如Sullivan(1953)和Bromberg(1998年,2006年),Stern(1997年,2010年)和其他人的工作中所阐述的那样,若要“非我”经历被注意、变得可以忍受并受到反思,那就需要有另外一个共同参与的人(Chefetz, 2009; Davies, 1999; Mendelsohn, 2002, 2007)。

分析师,在这个促进容忍和理解的角色中,同时使用着强烈对比和足够坏的方式,用Ferenczi(1929)所称的“对真实的信念”来治疗这些经验。“

迈克尔生活环境和性格上的自我跟我的生活发生了融合,并促进了修通了他之前所否认的爱。回想起来,似乎在安娜出生之前,在他和凯伦开始交往之前,迈克就已经很有爱地和我订婚了。在我们在一起的头两年里,他一直依着靠我,吸收我的影响,很好地利用了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俩都认为我们的合作是令人反感,毫无用处的。我们通过一种隐秘的交流联系在一起,这种交流既被诋毁,也很少被注意到。我们就生活在自己贬低的爱中。

和迈克一样,我也和一位母亲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链接,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赏识的天才,并与她鄙视的伴侣有一段惨淡的婚姻。在我们工作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我对妻子和女儿们深深的爱,而我对迈克的认同唤起了这些记忆和自我体验,这些记忆和体验依然痛苦,威胁着我与更喜欢的自我的联系。

迈克对我的专注和痛苦的移情性认同,通过他的专注的凝视和他在9月份安娜住院后对我提出的问题表达了出来。对此我没有准备,一开始也不愿承认迈克和我之间的爱的联系,当他以我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出现时,我短暂的感到不稳定。我们之间的共同认同和深情关怀的逐渐整合,需要我们经受和承受相当大的耻辱感。

分析工作支持并考虑病人和治疗师生活的相互渗透。当工作是为病人而做的时候,它就有了双重性。在我和迈克一起工作的时候,我经历的爱和悲伤对迈克来说是一种促进和沉重的存在。现在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能回忆并感受到我对迈克和我的其他病人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分享和认识了我对安娜的爱,见证了我的失落感。持续的协作与相互认可的重要性促使了这篇文章的诞生。我时不时地把自己沉浸在那段时间的记忆中,并且需要大声说出安娜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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