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分析师学习移情与反移情的案例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Franco Borgogno,哲学和心理学博士,都灵大学(意大利)心理学院临床心理学全职教授;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员,意大利精神分析协会培训和监督分析员。

原文A Special Learning Experience about Transference  and  Countertransference Dynamics at the Beginning of My Psychoanalytic Training* ;发表于(2016).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6(2):99-110

作者描述了他从业早期的,第二个官方督导的案例,并说明了为什么这个经历成为了他成为精神分析师的一个重要基础。

1.

G先生的案例

G先生,是一个28岁的物理学家,在妻子莫名其妙突然离开时来找我。他声称,一天晚上他下班回家时,妻子告诉他要离开,并且提出了离婚申请。我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了起来,因为从他讲述的过往中,这不是他第一次面对这样重大的丧失。

在他九岁时,母亲去世了,甚至没有留给他说再见的机会,十八岁时,一场意外车祸带走了他作为大学教授的父亲。一天清晨,在和G先生和他的兄弟们共进早餐,并安排了他们一天的任务后,他们的父亲走出家门,被一辆汽车撞倒。

G先生在讲述妻子离开他后,很快便说起了父母去世的事情,但这些事件只是在口头有联系,并没有情感上的链接。G先生对妻子离开的决定所感知的痛苦和愤怒似乎只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当我遗憾地说,他重复的体验着失去所爱之人的痛苦却无法打破这样的事件链时,他突然打断我,说我完全忽略了重点。

接着他谈到女人的谜——对他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谜团——但只限于妻子决定离开他这件事。他没有再提及幼年时母亲的突然去世,也没再提到(后来才了解到)他的父亲一直严格的坚持“继续工作”,这意味着,对他的父亲来说,不在生活中提及他妻子的死亡,表达了他作为一个丈夫,拒绝在生活中承认妻子作为一个人和作为孩子们的母亲已经消失的这样一种愿望。

他接着补充道,他的父亲是一名典型的数学教授,他非常的积极且务实,每天都给他自己和孩子们安排精确地岗位和任务,甚至于彻底的规划了他们今后的所有生活。

在访谈结束时,G先生告诉我说,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头脑压缩机”,每周四次分析应该能满足他的需求,即使他可能会因为火车延误而迟到,因为他在米兰和都灵之间工作。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知道那一段时间中从米兰来的火车经常延迟,但是考虑到列车时刻表的安排,我认为如果我能在晚上八点和早上七点各留给他两个时间段,那么他需要的每周四次分析是有可能达成的。

自然而然的,当我思考我们之间可能出现什么的时候,“突然而莫名的丧失”这一主题就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这应该是我们需要从一开始就处理的主题之一。然而,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预见到这个以关系意外中断为原型的关系模式将创造怎样的痛苦和精神不适。

我没有考虑到这种关系模式对我的影响,我个人认为,G先生只是一个督导案例,如果要终止分析,我最多就是换个病人重新开始。然而,由于这些变数,纵然这个分析非常痛苦,但对我来说却非常难忘,它对我的精神分析工作发展非常有帮助。

通过这个案例,我学会了理解“在身体里的”,(Freud,1936,p431)在这种丧亲之痛中感受到强烈而复杂的情绪,并理解了这些不可避免的事件在生活中的真正含义。不可能为它们找到任何逃脱的借口,以及在容纳了所有情绪和事实之后,无法改变或者停止已经发生的事情时的无助感(Hoffer and Buie,2016)。

无论是无法讨论的事情还是其中所涉及的情绪,在访谈期间都令我们两个感到越来越糟(这种共识只会使得情况变得更糟,事件越来越无法忍受)。因此,我必须学会把自己摆在一个更高的位置上,以便我可以清楚地区分来自自己的情绪,来自和督导规则下的关系所激发的情绪,以及和G先生的关系带来的焦虑,还有我为了对抗这些情绪所激起的顽固的原始防御机制。

G先生倾向于怀疑我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这样做(在他看来是自恋的原因)并且我所说的话并没有反映出一丁点对他的关注和真诚,这使得情况更加复杂了。另外,虽然不在培训中的分析师通常会以寻找一个新病人的方式来防御失去病人的痛苦(尤其是这些年,病人越来越多),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策略往往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寻找另一个病人并不能抵消我失去这个病人所带来的职业上的影响。

此外,对我来说,在分析中采取这种态度,对试图帮助病人,使其改变对生活事件的反应是无济于事的,尤其是考虑到他所表现出的与精神分裂样防御机制相关的痛苦。

恰恰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提到过的——从根本上我本人需要去体验字面意义上的“内在”感受,并且抱着对自己能够应对未来种种变故的信念,在这种情况下开辟出一条道路。

而且,在这样的努力中,我的督导师“只是在那里”(Levenson,1982,p.4)陪着我和我的工作,从不对我的需求、焦虑、和负面情绪产生倦怠或者滋生恼怒。他使我能够理解,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有着残缺和被拒绝的爱与人性的受难者,只有在和某个没有否定自己,能够完整保持着未来会更好的信念的人相遇后,才能从绝望中幸存并重建爱与人生。

当我说“我们需要发自内心的活着”时,我与Ferenczi和Grotstein在讨论Bion(Grotstein,2004),讨论分析师在治疗中需要保持怎样的立场——分析师不应该“真实的变成病人”但是需要限制自己“在病人的思想中耐心的辨别他们的想法”,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需要做出改变。

事实上,我和其他分析师(例如,Sapisochin,2013)都反对这个立场,不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必须不顾一切的进入病人的角色,而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罕见,而且这样做是出于必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不应该太积极的拒绝受到“影响”,因为只有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才能够有效地了解病人——不仅仅是他的内在精神生活,还有他生命中“真实”的事件。

因此,多年来,在这个特殊的分析过程中——主要是,但不完全是——包括动力学的角色互换,我成为了G先生,如他一般挣扎,感受他生命的不同时刻,失去他爱的人,他常常设想他的母亲、父亲或者妻子,就那样没有预兆的突然消失在地平线上。

2.

分析的最初几年

我将简要的描述分析的最初几年,报告这种角色互换时治疗中的小插曲。我会尽量精简语言去描述这种动力模式占据主动的速度,以及对我来说为了容纳它我所付出的努力。

在最初逐步理解对方的蜜月期过去后,G先生开始迟到,或者隔着次数来,以至于我陷入了不知道G先生第二天是否会出现,或者他会在什么出现的境地,我甚至经常怀疑他是否会回来。

那时他的缺席如此的唐突,以至于有时我会对他回到治疗中不再抱有希望。鉴于这种情况,我需要学着应对他的消失,而不是屈服于找到他并且迫使他回来的冲动,尽管如此,我确实在这种情况下给他打了至少两次电话。

换句话来说,在遭受痛苦并且管理自己的激烈情绪时,我必须学会降低自己报复他的冲动,等待他的回归,并忍耐他(很可能)继续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漠不关心,还从我们的情感中缩回去。

然而,尽管我必须小心避免自己报复性的或者情绪过度的反应,因为这些可能会激起激起病人的愤怒和恨意,但这不意味着我必须扼杀和压抑自己的所有自发反应。这样做将会剥夺病人在真实生活中构建关系时的强音与和缓伴奏之间的重要平衡,这是患者与分析师之间通过对话实现真正的共鸣和真实的“平衡的前景”中不可或缺的步骤(Lia,2011,p.74)。

顺带一提,G先生的“消失行为”也包括他所谓的“治疗中的变化”,他可能突然间更换位置,从沙发从移动到椅子上,坐在地板上或者在房间里兜圈子而一言不发。

改变以另一种形式发生了,最初它既不明确也无法理解的与那时的情感氛围链接在一起,结果就是我的病人所表现的“变化”,对那时的我来说确实难以去探索和理解。

我感觉自己正在面对一个难解的字谜,一道变量未知的问题,我试图去理解究竟是什么引起了我们之间的情感变化,并且为病人的行为寻找动机,但这使我常常感到自己是个愚蠢的新手。

在我看来,这些行为方式并不单单是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他溢于言表的漠然里并没有简单的仇恨或者蔑视,憎恶或者有失考虑的举措,尽管他确实经常嘲笑我(有时很轻蔑)努力探索我俩之间关系的意义的行为——我告诉他,努力的态度很重要,不仅仅是对我来说需要努力,他也一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这些急速变化的理解会逐渐浮出水面,而这并不能减轻痛苦。例如,我了解到,他的父亲有一个习惯,会在每个晚饭前给孩子们布置困难的数学和物理题目,而G先生作为最年幼的那个孩子,完全搞不懂这些问题。结果他总被嘲笑,被称为“小狗屎”(后来我在分析中发现,他的母亲似乎也很深情的用这个绰号叫他。但是他能够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将他与兄妹作比较时的贬损戏称,也因为他的出生只是个不受欢迎的意外事故)。

3.

督导师的帮助

综上所述,虽然我不能够提供这一段混乱分析史的更多细节,但是仍希望强调我所受到的督导师的帮助,他帮我避免了残忍,虐待和仇恨的报复行为;帮我学会了不去回避或者否认,而是勇敢的面对那些痛苦的感情,并谨慎的考虑G先生作为一个孩子或者青少年,在成长中会被这些痛苦的生活事件施加怎样的影响和烙印。特别是,他的父亲想要通过将家庭变成军营来解决自己的绝望,怀念和爱所带来的问题,并将所有与关系和依赖有关的感情都归为庸俗的“女孩子的东西”。

我想要重申我的督导师带给我巨大的帮助,使我没有像我的病人一样,逃避自己的感情或者伤害自己的爱与人性,来回应这种令自己,兄弟和父亲难以忍受的痛苦。

这一趟旅程精确地揭开了围绕着母亲的迷雾(G先生在第一次访谈中对抗我的秘密),同时也驱散了围绕着父亲形象的神秘的心理机能。

他原先盲目与满怀恶意的恨逐渐的被替换了,起初是更为准确的愤怒和痛苦,再后来,是对发生在他自己,和父亲,兄弟身上的苦难表示悲伤和遗憾。这正是我们两个一同去探索的机会——当他和兄弟发现他们无法融化父亲心中的坚冰时,他们的父亲也一定也因此经受着巨大的恨意,痛苦和愤怒。就像那些父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夜晚,他和孩子们拉开了距离。

他最爱的古典乐从房间里飘荡而出,于是孩子们被一种感觉支配了,他们感觉到父亲被剥离出了家庭,而那时没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重新打开大门,回到家庭中。

在这些关头,虽然我通常会处在G先生儿童-青少年时期的角色感受中,而一般他扮演着父亲,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但有时我也会把自己封锁起来,以此远离我的病人和他体验的痛苦。

我们直面,并且努力度过了这充斥着恶意,愤怒和盲目仇恨的悲伤之地,打开了悲伤和遗憾的大门。

事实上,G先生逐渐变得可以对我和其他人“移情”和“共情”(自然也包括他自己)。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的语调不再那么嘲讽和轻蔑了,尤其是他理解了我的悲伤是我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他的。

他开始和我讲述他的孤独与空虚,因为他没办法和父亲或者兄弟们将这些话题,这甚至导致他失去了记忆和敏感性。

他还意识到,对于父亲所定下的规矩的认同,导致他的精神自主性与情感不再统一,而这使他变成了隔离而空虚的一团迷雾,从事着抽离而没有感情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有着以下推论:

母亲的事情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对她的感情和想法知之甚少,而从各种意义上的亲密关系来说,我也完全不了解我的父亲。那么既然他们都没有在这里,而我又几乎不了解他们,我有什么可遗憾的呢?完全没有。因为我并没有失去任何东西。不像是我以前有过什么然后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我不再拥有它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G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与我分享和讨论他的情感事件的机会,尽管我还是会时不时成为那个心碎的人,但他也开始去体会一些自己的伤心,然而他还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情感压抑了起来,还没能够完全的原谅自己来打开情感的闸门。

解开了部分束缚的他开始意识到,他主动参与了对自己情感生活的打压,并且一手培植了自己的情感贫乏与丧失。并且他开始认识到自己语言表达能力和理解他人情感能力的匮乏。这些技能的匮乏与贫弱,不仅仅是因为他父亲对于感情贬低和沉默的态度,也因为G先生的情感没能在母亲冰冷又矛盾的疲惫目光中得到足够的镜映。(Winnicott, 1971; Saragnano and Seulin, 2015; Sapisochin, 2015).

最后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后续分析中的核心,它赋予了母亲这个角色形象和实质,而之前这些在G先生的记忆和语言中几乎不存在。这里有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插曲:当他在小学被要求写一篇“你的母亲”的命题作文时,他上交了一份白卷

——他的老师们没有去尝试理解这个行为。相反的,G先生在学校和家里都受到了训斥,认为他是不听话的“耍小聪明”,而没有人怀疑这个行为是他想要传达自己深深的痛苦。

当然,我们在分析期间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不单单是因为它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再次强调了在第一次访谈时他对我断言——我将他的注意力拉回到所爱的丧失/死亡上——没有抓住他真正的问题,也因为它鲜活的带出了一个有关客体缺失的创伤(尤其是母亲这个客体),这个问题比链接丧失或者死亡创伤更早发生。

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G先生怂恿我进入严苛的“角色互换”是有其存在的理由的。几年来,我只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凭着直觉做出这种解释。我可以在这篇短文中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它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重点,这个研究将聚焦双重创伤在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变化。

4.

结论摘要

这是一个复杂难懂的分析案例,远远超过了上述文本的范围。因此我列了一个清单,来总结在我看来,使这个案例成为“足够好”的分析的基本元素,同时我也要感谢督导师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1)  失去病人会使我恐惧,而因为这种恐惧中断分析将对我的职业生涯造成严重的后果。为了扭转这种恐惧,我选择更加接近G先生。而这成为了一次特别的机会,我开始了解他一再突然丧失所爱的痛苦与绝望,以及这些对他生活的影响。(这里指那些为了减少痛苦而激发的防御机制,主要包括仇恨、报复、怨念、虐待等情绪和感觉)。

(2) 我发自内心的认为,生活在这种环境中(Borgogno,2014;同见Bonomi对我工作的描述,2014)——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个脆弱的分析师(Slavin,1988),或者像我经常体验的,一个内摄性认同的分析师(Borgogno,2011b,2014)——并且用我自己的情感反应来思考G先生儿童和青少年时期可能承受的极度痛苦的事件,反过来,我自己不能像他一样因为无法忍受的痛苦而去拒绝或者伤害爱与人性,这些对于他的兄弟和父亲来说也是一样的。

(3) 工作在我开始进入动力学名称是移情和反移情反移情的角色互换的后才算开始(Borgogno,Vigna-Taglianti,2008、2013)。我暂时的成为了因为在不同的时刻失去了所爱之人而痛苦挣扎的G先生,而他自己则化身成他的母亲、父亲和妻子,毫无预兆的就从地平线上突然消失了。

(4) 为此,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能够总是分析师扮演“好警察”而病人则是“坏人”,反之亦然。我们必须要承认,分析师也是会犯错误的,而这样做有时传递的是自恋或者仇恨的因素,分析师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从这种远谈不上理想的状态中摆脱出来。

(5)  作为将以前所有要点结合在一起的共同思路,患者依赖着分析师,分析师也依赖着患者,依赖于他们的分析过程中所产生的情绪。此外,还取决于分析师为了理解分析期间发生的事情所应用的理论。

总之,我了解到,分析师依赖于他自己倾听、思考和得出结论的意愿,也依赖于他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如果有必要),同时不对自己的困难失去同情心,就如同在我所描述的情况中,那种自己作为新手的笨拙的感觉。

因此,分析师必须将他的“禁区”减少到最低限度(Borgogno,1999,pp.85,166;Borgogno,2007,p.58)使他和病人的交流中(阻碍和扭曲分析交流的领域),能够深入病人在他身上唤起的感受。

尽管如此,还要通过质询正在进行的关系中,情感的质量来保证自己的功能——通过辨别哪些是不受自己的反移情和病人的投射所影响的,分析师自己的防御机制,而哪些是属于病人和他的病理反应的防御机制,并且打开和建立新的细微链接,在时间的作用下,探寻对方的秘密,真正的接近和接触对方。

就“动力学的角色互换”而言,我需要再一次强调,分析师不仅要成为病人内心的儿童-青少年,并且要成为病人过去没能成为的那种角色,同时还要成为命运最初带来的父母。

正是如此,分析师在治疗进展顺利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个人的活力(Marucco,2006)和创造力(Jacobs,2013;Bass,2003),用自己的希望来开启被强迫性重复和创伤所封印的鲜活时间。

最后,我可以进一步指出,是我作为分析师所表现出来的“复原力”促使G先生在这些年的分析中逐步消除了重复性的创伤。也就是说,我向他展示了如何度过一系列无法接受的丧失(比如他的丧失经历),并且通过一系列已经被他隔离的情感反应(他为了保护自己免受一系列重大创伤所带来的痛苦而启动的应对死亡的防御机制)来应对这些丧失(Roussillon, 1991)。

这是种处理丧失和被抛弃引起的痛苦的替代方法,在这个分析中,使我们能够一步一步从伤感到人性的悲剧(Roussillon,1995),从迫害性内疚的世界到抑郁性内疚的世界(Grinberg,1963),然后在此唤醒希望,并且同时“跨越八度”,打开对生命的渴望,承担起自己的生活(Speziale-Bagliacca, 2010, pp. 27-101)。

最后我想再次表明,当我的督导师陪着我,帮我理解和消化正在发生的情况,而我的病人则正缺少一个支持他,带着他反省自身,关怀他的人在身边。这对于结果的差别是一个重要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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